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只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外戚窦婴和大臣袁盎则坚持按儒家传统办，应当新立景帝次子刘彻（当时是胶东王）为太子。他们当着窦太后的面对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家的规矩，皇上哪能传位给梁孝王？窦太后对此十分恼火，声言不愿再见到窦婴这位堂侄！
袁盎曾经当过太常（掌宗庙礼仪，九卿之一），他从《春秋经》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春秋经》上记载，宋宣公不传位于子，而立其弟为国君，结果引起宋国五代的祸乱。专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就严厉责备宋宣公的错误处置，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系嗣位的做法，称“君子大居正”。袁盎所举《春秋经》这番道理居然产生了巨大的效力，窦太后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只好不再提起此事，原先跃跃欲试的梁孝王也打消了这一念头。于是刘彻才被景帝立为太子。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在当时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春秋经》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把刘彻送上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否则，此后汉朝所走的道路或许就是另一种景象。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位，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王臧为郎中令，组成一个尊儒色彩鲜明的班子。过了五年，到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正式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盛行，至汉武帝时期却大兴儒学。治国方针和学术思想出现如此“大换位”，原因何在？如果仅以武帝本人或几位近臣对儒学的喜爱来解释，那未免是过于表象之见。实际上，儒学的上升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汉初以来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简单地说，一是儒学主张的德政、仁爱、忠孝、君臣等级制度等，本来就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适宜的治国指导思想。汉初以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成效人所共见。二是西汉初年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因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大受尊崇。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汉朝已经具备强盛的国力，粮食、财物储备充实，“家给人足”，鼓吹“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需要改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主张以经议政、积极作为的春秋公羊学说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专讲“微言大义”，被认为是“为汉制法”。它倡导“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国家统一；主张历史演进的“三世变易说”，要求“改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董仲舒因推阐《春秋》之义，成为群儒之首；公孙弘因为发挥《春秋》学说，策论经武帝亲自阅卷、拔为第一，后平步青云，当了丞相。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提出的多项施政建议，都得到武帝采纳，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他又广收学生，下帷讲学，弟子转相传授，使学派更加繁盛。《汉书·儒林传》载，因为武帝对《春秋》格外重视，曾特意安排了一次当场比试，让通春秋穀梁学的江生与通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论辩，结果董仲舒取胜。由此汉武帝更加明确地支持春秋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
武帝以后盛行的《春秋》学，实已兼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的双重地位，正如编撰《两汉三国学案》的清代学者唐晏所说：“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汉书》各篇中多有记载朝廷或官员将《春秋》作为决定疑难之标准的典型事例。首先，是拿来作为决定皇位继承难题的依据。前面景帝时决定立刘彻为太子已是一例。后来，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幼小的昭帝继承武帝皇位未久，此时才十二岁，发生了有人假冒为卫太子（卫太子是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刘据，九年前因巫蛊之祸逃出长安，自杀于湖县）出现于长安未央宫门事件。其时情况真假难辨，群情汹汹，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命令所有公卿将军二千石官员前去辨认究竟，长安吏民围观者有数万人。如此混乱的局面却硬是被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经》一句话给镇下去！他的根据是《春秋经》哀公三年记载：卫国太子蒯聩违背父命出奔，此后被拒于国门之外，对此“《春秋》是之”。因为这体现了家事服从于国事，下服从于上的道理！由于隽不疑搬出《春秋》这一权威，原先公卿大臣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立即找到处理的经典依据，使在场的数万官员百姓人人信服，再无二话，冒充太子者当即被逮入狱。昭帝对隽不疑大加称赞，要求大臣们都以他为榜样，“用经术明于大谊”。又其后，昭帝卒，因无子嗣，立昌邑王刘贺继位，结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将军霍光等联名上奏皇太后将其废掉，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言“王者无外”，因而迎立汉宣帝刘询。
其次，当时也常常用《春秋》决狱。武帝时，张汤为廷尉，即奏请征用博士弟子通《春秋》《尚书》者补为廷尉史，因为熟习《春秋》即能判案治狱。当时最著名的断狱案件，是用《春秋》治淮南狱。此事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胶东王、江阴王阴谋策应，都因计划败露伏诛。这一特殊案件错综复杂，牵涉王侯及其他人员众多，汉武帝命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当时用《春秋》断狱形成风气，董仲舒还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此外，当时的大臣奏议也往往引《春秋》作立论之根据。如宣帝即位后，博士谏大夫王吉上书，引《春秋》大一统之义，要求选择良史，以正风俗。还有丞相魏相、山阳太守张敞先后上书，据《春秋》讥世卿，要求削除霍氏权力，提高皇帝威权。
西汉时期把《春秋经》作为治国施政的依据和学术思想的权威，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情，对于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想变迁影响至巨，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发掘和分析、总结。其中有两点尤其有启示意义。其一，一个时代盛行什么学说，其深层原因应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去找。汉初百业俱废，因而需要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至武帝时，因国家实力雄厚，需要兴造制度，大有作为，于是倡导“改制”“大一统”、德刑兼用的春秋公羊学成为显学。这恰好为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二，一种学说若想做到“与时俱进”，应当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否则其优势可能转变为劣势。西汉公羊学盛行之时，即孕育着致命的弱点。董仲舒的学说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他大讲阴阳灾异，助长了西汉后期鬼神迷信的严重泛滥，直至王莽利用图谶之说取代了刘姓政权。西汉又把诵习《春秋》等经书作为选拔士人的依据，今文公羊学说成为禄利之途，经师们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如桓谭《新论》所说，秦延君为讲《尧典》题目二字，用十余万言。这种极端繁琐的做法也表明其最终必走向末路。至西汉末年，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以讲《左传》为中坚，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学派，压倒了以讲《公羊传》为中坚，重解释引申义理的今文学派，中国学术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