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依托真实史料创作,部分场景、人物对话做文学化演绎,供大家品读这段文物奇遇。
1979年秋日,甘肃天祝哈溪公社的社员们合力把一尊沉甸甸的青铜牦牛抬上马车,沿着崎岖山路送到废品收购站。

过秤之后,75公斤的大家伙,只按废铜核算,作价180元。这件宝贝早在七年前就从泥土里现身,当年十几名壮汉合力都抬不动,只能掏空腹内积土才勉强运走。
时隔一年,县文化馆拿出360元,把它从废品堆里抢救回来。如今它静静陈列在天祝县博物馆独立展厅,玻璃展柜上的标签,赫然标注着国宝。
同样一尊铜牦牛,前后两次交易,价格翻了一倍,可第一次称重的时候,没人读懂它身上承载的千年分量。
取土垫场,意外掘出青铜重器
1972年6月,端午刚过,祁连山东麓的哈溪山谷,汉藏百姓世代在此聚居。农忙间隙,友爱大队峡门台生产队组织社员,到村外一处老土包取土,用来平整晒场。
这座土包占地不小,历经长年踩踏碾压,土层板结坚硬,镢头砸上去,常常只留下浅浅白印,震得人手心发麻。
那天上午九点多,一名社员一镢头挥下去,声响截然不同,沉闷还带着回音。他赶紧拨开浮土,一层青绿色铜锈露了出来,越挖范围越大,一头青铜牦牛慢慢显露轮廓。
这一处土坑里面一共埋着三件器物:两头铜马,一头铜牦牛。坑不算深,没多久就全部清理出来。可惜那两匹铜马锈蚀严重,质地已经酥软,手指一碰就碎成粉末,出土之后没能保存下来,只能留在坑边。
唯独这头铜牦牛,大体完整,牛角、脊背、四肢一应俱全,周身裹着厚厚的绿锈,光滑坚硬。十几位村民围上来,抓牛角、抱牛腿、托住牛身,齐声发力,却根本挪不动。
大伙找来粗麻绳,从牛腹下方穿过,前面拉、后面推,费了好大功夫才把它拖出土坑。绳索勒在青铜表面,留下几道浅浅勒痕。想抬上架子车,可器物太重,车轴吱呀作响,随时都有散架的风险。

有人想出办法,清空牛肚子里的积土。铜牦牛是中空铸造,内部灌满板结硬泥。众人试着从牛嘴掏土,开口狭小,工具很难伸进去;转而从尾部豁口操作,铁钩、木杆轮番上阵,一点点把结块泥土掏出来。泥土坚硬难挖,大家轮换着手,从白天忙到天黑,才把腹内泥土清理干净。
埋藏的土坑很浅,距离地表仅有五十多厘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浅槽,西边靠近村道,东边紧挨着悬崖。坑壁凹凸不平,能看见人工刨挖的痕迹,看得出是仓促掩埋。除了尾部豁口处锈迹磨损,铜牦牛主体没有破损,深埋地下千百年,没有开裂变形。
出土一周之后,生产队套上马车,把铜牦牛送到哈溪供销社废品站。几十里山路颠簸,走了两个多小时。收购员仔细端详一番,凭借一点文物常识,告诉社员这东西大概率是古物,不能当作废铜收购。
铜牦牛太重,原路运回十分麻烦。社员按照收购员的建议,去找公社领导请示,最后决定暂时存放在公社库房里。这一放,就是整整六年。
180元,只算铜料的价钱
1979年秋天,公社再次把铜牦牛送往废品站,这一次,收购站收下了。
按照废铜的收购标准,结算价180元。75公斤,折合150斤,算下来一斤一块二。
秤量出来的,只是青铜本身的重量,古人的匠心、高原的历史、器物的价值,全都不在计价之内。在废品站的账本上,它只是一块可以回炉熔炼的铜料,没人关心它产自哪个朝代,出自何人之手。
年末,这尊铜牦牛和其他废铜一并装车,运到天祝火车站的废品仓库,等待统一送往冶炼厂熔炼。倘若这批废铜按时送进熔炉,这件独一无二的青铜珍品,就会化作滚烫的铜水,彻底消失。
360元紧急抢救,国宝终于归藏
1980年6月,时任天祝县文教局副局长的多识下乡调研,偶然听闻了这头铜牦牛的故事。
返回县城之后,他立刻和农副公司沟通协调,通知县文化馆尽快征集这件文物。最终文化馆拿出360元,把铜牦牛从废品仓库赎回。
1990年6月,甘肃省博物馆专家前来鉴定,将它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7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正式列为国宝。
它是国内出土第一件牦牛主题大型青铜器,也是同类器物里体量最大的一件。身长118厘米,高77厘米,重75公斤。拿来和大名鼎鼎的铜奔马对比,铜奔马长45厘米,重7.15公斤,这头铜牦牛重量足足是它十倍,长度接近两倍半。
这件青铜牦牛采用分块铸造,中空成型,再通过铆接、焊接拼接成型。塑造的是一头雄健公牦牛,脊背高高隆起,牛角向内弯曲。博物馆专门为它开辟独立展厅。
玻璃展柜之中,四足稳稳伫立。它的四肢和腰腹衔接处做了斜切处理,和真实牦牛的骨骼结构不一样,是古代工匠独特的艺术构思。牛腹下方,细密的绒毛刻画清晰,尾巴的鬃毛整齐排布,尾端收拢,如同蘸饱墨汁的毛笔。
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专门写明,银行、冶炼厂、造纸厂、废旧物资回收单位,在分拣物资的时候,要配合文物部门甄别文物。这条法规,在铜牦牛被抢救回来两年之后才正式落地。
年代谜团至今没有定论,两匹带轮铜马成谜题
直到今天,这件铜牦牛的铸造年代,史学界依旧没有统一说法。器物表面没有铭文,也不是正规墓葬出土,缺少直接佐证。

县博物馆标注为元代。1982年,武威文物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它有可能是唐代吐谷浑时期的遗存。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判断年代不晚于明代。还有民间说法,猜测它是文成公主入藏的陪嫁器物,这个说法缺少史料支撑,只能当作传说。
县馆、省博、武威地方文史的研究观点各有依据,一直没能达成共识。
最让人费解的,是当初一同出土的两匹铜马。
两匹铜马的蹄下,各自配有铜轮,是可以推着移动的器物;铜牦牛四足却没有轮子。铜马身上铸有马鞍、笼头、马镫,细节齐全,可惜锈蚀粉碎;铜牦牛通体干净,没有任何配饰。
同埋一个浅坑,首尾相连放置,埋藏环境一致,铜马化为残屑,铜牦牛却完好保存。仓促挖掘的土坑,两件器物命运截然不同。
为什么铜马带轮、铜牦牛没有?同样的埋藏条件,为何保存状态天差地别?翻遍现有史料,依旧找不到准确答案。
当年抬牛的少年,到老仍记挂这件宝物
罗发元,当年参与抬运铜牦牛的社员里年纪最小的一个,那时只有十六七岁。
2019年8月,一名外地游客专程从福建赶到友爱七队,寻访当年出土铜牦牛的往事。当年参与挖掘搬运的二十多人,彼时健在的只剩下六位。
罗发元已经七十七岁,腿脚不便,很难远行。访客拿出手机,调出铜牦牛的照片给他看。老人接过手机,反复端详,不由得红了眼眶。
“我一直想去博物馆看一看,可身子走不动了,能看见照片,我心里就知足了。”
昔日的友爱七队,如今叫友爱村七组。出土铜牦牛的土坑旁,留有一面土墙,是晒太阳的好地方。老人家院子离遗址只有十几步远,这些年,他总愿意慢慢挪到墙根,从日出坐到日落。
天祝县博物馆的展柜里,青铜牦牛依旧静静伫立,头部微微前倾,嘴巴半张,仿佛还能听见来自千年前高原上悠长的哞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