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田亦军去往大同出差,返程的时候,他没有带回大同本地特产,而是从街边地摊淘到一件模样古怪的黑陶物件。

这件器物约莫一斤多重,粗陶胎体,表层罩着一层黑釉,圆鼓鼓的头部搭配短短的柄,远远看去,就像一只矮胖的黑蘑菇。
摊主是当地村民,只说这件东西是早年从乡下收上来的,压根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
田亦军素来喜爱古物收藏,可这种奇特器型他从没见过,想着价格低廉,便买下带回太原。回家之后,他先后找数位藏友和行家帮忙辨识,所有人都说不出头绪,无奈之下,这件陶器就被放到书架角落,一放就是十九年。
在民间收藏圈子里,最让人惋惜的从来不是看走眼买错东西,而是宝贝握在自己手里,却无人知晓它的来历。
这十九年间,这件“黑蘑菇”时而摆在书架缝隙,时而被收进纸盒存放。因为不知它的真实身份,平日里自然不会格外珍视,好几次大扫除,都差点被当成没用的杂物丢掉。它能有幸留存至今,一方面是运气,另一方面,也是田亦军心底一直隐隐觉得,这件古物并不普通。
2025年春天,田亦军翻看一篇介绍云冈石窟流失文物的文章,一张配图瞬间抓住了他的目光。图片标注说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云冈第8窟陶眼。
照片里的器物,圆头短柄,通体发黑,和自己在书架上放了十九年的那只“黑蘑菇”几乎一模一样。
他立刻取出这件藏品,反复比对釉色、胎质、尺寸比例,越对照越觉得契合。当天,他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把这件器物的来历、收藏经过如实说明,拍下多角度照片一并发送,并且明确表态:如果专家鉴定确认是云冈石窟的文物,他愿意无偿捐出。
没过多久,云冈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专程从大同赶赴太原,围在客厅里,仔细端详这枚不起眼的粗陶疙瘩。
谁也很难想象,地摊上无人问津的老物件,竟然会是千年前大佛的眼珠。
文物鉴定没有神化的桥段,却是整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

铺好蓝布,器物被安置在台面之上,台灯、软尺、电子秤准备妥当,陶瓷、考古、库房管理等多位省内外专家一同到场研判。称重结果0.514千克,高7厘米,半球状大头直径10厘米,平底小头直径4.5厘米,粗砂胎底色偏暗红,黑釉表面分布着绛色窑变斑点。
先看形制。蘑菇状,一头膨大、一头收窄,这个造型本身就暗藏答案:膨大的半球部分是佛的眼球,短小的柄就是榫头,用来嵌入石窟佛像的眼眶之中。古人特意做成这种样式,就是为了牢牢镶嵌在石质佛面之上。
再比对胎釉特征。同一时代、同一处窑口烧制的陶器,胎土、釉料都会留下独有的时代印记。专家拿出云冈石窟博物馆馆藏的同类佛眼放在一旁对照,胎釉特征、烧制年代都能够相互印证。
当然,质疑的声音同样存在,不少人提出不同猜想。有人认为这是制瓷用的拍坯工具,可拍坯器需要平整工作面,这件器物主体是凸起球面,明显不符;有人猜测是研磨器具,研磨器需要粗糙齿面,这件器物表面光滑,也没有摩擦使用痕迹;还有人觉得是素烧坯件,可器物正面完整施满黑釉,和素坯的定义相悖
一个个猜想被逐一排除,原本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佛眼”结论,反倒最符合实物特征。
年代判断也曾遇到波折。此前馆藏的几枚云冈佛眼胎质大多泛白泛黄,而这一枚胎色更深。专家研究之后给出解释:这件器物烧制温度更高,黑釉之中形成大量绛色斑,未上釉的胎体表面,也能看见高温下铁质析出形成的斑点。
即便多方线索都指向佛眼,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依旧保持审慎:陶眼这类器物辨识度特征偏少,可参考的标准标本十分有限,专家只是倾向认定它为佛眼,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用途。文物考证本就是一个不断求证、严谨推敲的过程。
这份克制审慎,远比一句简单的专家定论,更让人信服。
很多人会好奇,好好嵌在大佛眼眶上的眼珠,又是如何散落出来的?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距今一千五百余年。早期佛像并不镶嵌陶质眼珠,工匠直接用黑彩在石面上描绘眼睛,依靠传统绘画点睛技法,赋予造像神韵。
在凉州模式、云冈模式影响下,早期石窟普遍采用彩绘眼珠,没有镶嵌陶眼的工艺。
这种修缮方式,在辽金时期发生改变。依据金代《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从辽重熙十八年,到天庆十年,武州山石窟寺持续七十余年的修缮工程。大康四年,一支由汉、契丹工匠组成,女性居多的修复小队,耗时七个月,修补了一千八百七十六尊造像。
到了金代,为了保护石窟寺院,甚至专门改道武州河。云冈不少洞窟主佛加装陶质眼珠,大概率就集中在这一段修缮时期。
工匠在佛像眼眶凿出漏斗形凹槽,填入黄黏土,再把烧制好的陶眼嵌进去固定。黑釉主要着色原料是氧化铁,还含有少量锰、钴、铜等矿物质,釉料配比,和明代文献记载的琉璃釉配方十分接近。眼球球面,还留存烧制形成的圆形凹疤,这是当年镶嵌固定的衔接点位。
眼珠装上了,麻烦也随之而来。
一方面是自然脱落。依靠榫卯和黏土固定的陶眼,历经漫长岁月,粘接层慢慢风化松动。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有一枚佛眼,就是1992至1993年窟前遗址发掘,从辽金文化层出土的,也是目前毫无争议的标准标本。

另一方面,来自近代人为盗凿。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考察云冈,相关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之后,云冈石窟的价值被世人知晓,也引来了盗宝者。上世纪初,文物贩子勾结当地人疯狂盗凿石窟造像,陶眼属于后期加装构件,拆卸简单,因此大量流失。
这里藏着一段让人唏嘘的细节:盗宝贩子一心想要佛像头部、佛手这类造型精美、能卖出高价的构件,不起眼的陶眼珠没有市场价值。
他们凿下陶眼之后,发现换不到钱财,随手丢弃在山野村落,慢慢散落在民间,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它的真实身份。
这也是云冈佛眼流失数量众多,传世标本却极其稀少的根本原因。
一组数据读来格外让人揪心:云冈现存造像五万九千余尊,十七尊大佛一共遗失三十一个眼珠;统计显示,十六个洞窟里七十六尊造像加装过陶眼,涵盖佛、菩萨、力士、供养天人,如今留存下来的仅有十余件。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两枚云冈佛眼,都采集自第8窟,其中一枚高7.2厘米,直径7厘米,原本属于第8窟北壁上层倚坐佛,2006年由冈村秀典在研究报告中对外公布。
田亦军地摊所得的这一枚,正是这样辗转流落民间。
云冈石窟博物馆目前一共收藏六枚佛眼。最大一枚呈水滴圆锥形,直径11.5厘米,高14.4厘米,由史克门捐赠;其余五枚形制大小各不相同,一枚来自窟前考古发掘,另外四枚都是面向社会征集而来。
这枚最大的佛眼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四十年的隔空守望。
1932年,在美国留学的史克门来到云冈考察,当时盗凿管控已经收紧,他从村民手中花一块大洋买下这枚陶眼,带回美国,收藏于纳尔逊美术馆。
后来史克门出任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二十五年,馆内七千多件中国藏品,大半由他征集。
数十年过去,史克门十分敬佩宿白先生在石窟考古领域的成就,决定将这件佛眼无偿捐赠。
1985年初,宿白致信时任文物局局长吕济民,信中写道,这件云冈陶眼十分罕见,传世同类器物稀少,意义重大。在文物局批复之后,同年7月19日,云冈石窟保管所副所长解庭藩专程赴京,将这件佛眼护送回云冈。
它是云冈众多流失海外造像构件里,第一件回归的文物。专家比对大佛眼眶尺寸,推测它原本属于第18窟或者第19窟主佛。
从1985年这件佛眼归来,到2025年田亦军捐赠的陶眼入藏,中间相隔整整四十年。和漂洋过海归来的那一枚不一样,这枚佛眼一直没有离开山西,在民间静静蛰伏了近二十年。
2025年5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式对外公布,这枚辽金佛眼成功回归云冈,交由云冈研究院妥善保管,基金会为田亦军颁发捐赠证书。
谈及捐赠,田亦军的话语朴实无华:能够收藏这件古物,最后帮它找到归宿,不管是收藏爱好者,还是普通百姓,这都是分内之事。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捐赠文物。早在2015年,他和爱人就把自己收藏的晋北古代寺观壁画捐给山西博物院,补齐了馆内相关藏品的空白。
佛眼回到了云冈,但是回归,不等于圆满。赵昆雨介绍,现在依托数字化技术,团队会开展多维度比对研究,推动佛眼数字复位。工作人员对所有缺失陶眼的佛窟位置扫描建档,记录眼眶直径、进深、形态,检测馆藏佛眼胎土成分,建立数据库。
以后再有新的佛眼被发现,对照数据,就能快速判定归属,找到它原本对应的造像。他说,数字复位是最有力的佐证;如果借助透视扫描看清造像内部嵌合结构,关于器物用途的争议,自然就会消散。
现阶段,云冈研究院不会直接把回归的陶眼装回石窟原位。所有回流文物都存放于博物馆库房,移位石刻构件能不能复原、采用何种工艺、会不会对原生石窟造成伤害,都需要反复论证评估。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知识点:云冈石窟是目前有明确实证,辽金时期大规模加装陶佛眼的石窟。
敦煌造像眼珠大多是清代重塑时添加,响堂山石窟没有辽金镶嵌佛眼的确切记载,天龙山石窟仅记录佛眼被盗,没有工艺记录。宋金时期介休窑、鹤壁窑烧制的半球形陶质摩尼珠,也有一部分被拿来充当佛眼。
再回头看书架上那十九年的时光。田亦军没有随手丢掉,这件文物才有机会等到那一篇史料文章。
民间收藏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宝贝在手,却不识其来历;一旦分不清价值,一次打扫,就可能让千年文物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