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在五点二十响。屋里还是黑的,你摸到手机,屏幕亮起来,刺得眼睛发疼。你在被窝里躺了三十秒,想了一遍今天要做的事,然后坐起来,脚踩到地上。地板是凉的。
厨房的灯打开,水壶开始响。这段时间没有人找你,消息不会来,电话不会来,连楼下都还没有车声。这是一天里唯一一小段完整属于你的时间。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我能坚持每天早上写一点、学一点、做一点,一年之后会不一样吧。
然后第七天,闹钟响的时候你按掉了它。

一、他的正职,是邮局的
十九世纪英国有个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人,十九岁进邮政总局当小职员。这个差事他干了三十三年。
他先是在伦敦的办公室里抄抄写写,后来被派到爱尔兰做邮政稽查。那是个要跑路的活:骑马、坐车、查账、跟地方上的邮政局长吵架。他跑遍了爱尔兰的乡间,后来又跑英格兰的乡下,还因为公务去过埃及和西印度群岛。
写小说是他的副业。这一点他自己从来没有含糊过。他一辈子都在强调,写小说是一门手艺,跟做鞋、做柜子一样,需要的是按时坐到桌前,不是等天上掉东西下来。
他在邮局一直领薪水。写小说挣的钱后来超过了薪水,他也没有辞职。一直到一八六七年,因为一次该升没升的职位,他才递了辞呈,连带放弃了再干八年就能拿到的养老金。
二、五点半,一杯咖啡
他每天五点半坐到书桌前。
为了起得来,他每年多给家里的老仆人五英镑,让对方准时端一杯咖啡上来把他叫醒,而且不许心软放他睡。这五英镑买到的不是咖啡,是一个不会替他找借口的闹钟。
五点半到八点半,三个小时。写完,他把笔放下,换衣服,吃早饭,出门上班。整整三十三年,除了生病和旅行,几乎每天如此。
冬天的五点半,屋里要重新生火。他坐下去的时候手是冷的,写出来的字也不好看。最难的不是写,是从床上起来的那一下。
他没有等有灵感才写。他留下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一个鞋匠要等到有灵感才开工,那才叫荒唐。
三、怀表放在桌角
更让人服气的是他的方法。
他在桌角放一块怀表,每十五分钟要求自己写出二百五十个词。写完一格,看一眼表,接着下一格。他不追求哪一段写得漂亮,只要求数字到。
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笨,甚至有点伤感情——写作这么私人的事,怎么能用秒表量。可他就是这样写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四十二个短篇,还有游记和一本自传。
他还有一条规矩:一本书写完的当天,如果时间还没到八点半,他立刻开始写下一本的第一页。中间不留空档,也不给自己庆祝的理由。
这种方法有个副作用:他的小说里很少有那种憋了很久才写出来的句子。他写得平,稳,像每天准点开的班车。有人说这不够文学,他也不在意。
四、写不好的人,也写得完
他不是天才。
他年轻时在学校被欺负,家里穷,没能上大学,进邮局时是个不受欢迎的、邋遢的、经常迟到的年轻人。他第一本书出版后几乎没有人注意,第二本也一样。
一直到一八五五年,他四十岁,写出《养老院院长》,才开始有人认真读他。那时候他已经在邮局干了二十一年,已经在天亮前写了十几年的字。
他的运气也不算好。早年家里欠债,父亲生意失败,一家人靠母亲写书糊口。他自己在邮局的头几年,被上司看成一个没救的、懒散的年轻人。
他还因为公务跑遍了英国,顺手把街边的邮筒推广了起来——今天英国街头那种红色的圆柱形邮筒,最早就是他在邮政总局任内推动的。
五、慢,但是不停
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写得差,是因为写不下去的那些天,从此就再也没有坐下来。
心理学家戈尔维策研究过一个现象,他管它叫实施意向——把「我要多写」换成「五点半,我坐在书桌前」,把模糊的愿望换成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动作,人真正做到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原因很朴素:决定一旦提前做完,临场就不需要再跟自己谈判。
特罗洛普那块怀表,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他不需要每天早上重新说服自己一次。五点半到了,咖啡端上来了,他坐下,写。
它也解释了为什么「等我有空」永远不会来。空是不会自己出现的,它得被划出来,划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然后由别人替你守住——或者由你自己守住。
你现在也可以只做一件很小的事:把明天要做的那个动作写下来,写清楚几点、坐在哪里、先做哪一步。不要写「我要努力」,那太远。
三个小时不长。写完的那一页也不见得好看。可是三十三年之后,那些页数加在一起,是一个人在文学史上站得住的位置。
天亮的时候,窗外的颜色从深蓝变成灰白。他把笔搁下,把稿纸摞齐,起身去换衣服。楼下的门开了,街上开始有人。
参考资料:安东尼·特罗洛普《自传》(1883 年出版);戈尔维策《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Strong Effects of Simple Plans》,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心理学家》1999 年第五十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