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归之于人之理性，非苟然为史已也。”正因为礼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所以当人们一谈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会将其与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形成众所周知的指称概念——“礼仪之邦”或“礼义之邦”。但问题是，这两个用语究竟是同一所指，抑或存在差别？其历史演进脉络又是怎样一种情形？诸如此类问题，虽然已经受到关注，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从学术界和社会上关于礼的相关论说来看，虽然“礼仪之邦”“礼义之邦”屡屡呈现，但对两者的剖判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却罕见专门辨析，近年来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江苏宜兴中学的钱秀程先生于2004年发表的《“礼仪之邦”应为“礼义之邦”》（《语文知识》2004年第6期）一文，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注目于此者的文章。该文虽然篇幅短小，但观点鲜明地强调：用“礼仪之邦”是错的，应使用“礼义之邦”。在作者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作为道德标准，一贯重视制度品节，提倡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推崇为正义而献身的操守。正因为这样，中国才被称为‘礼义之邦’。这样的‘礼义之邦’才是值得自豪的，如果仅是注重行礼仪式的‘礼仪之邦’，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此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能宪先生，更连续发表《岂止一字之差——“礼义之邦”考辨》《“礼义之邦”考辨》（见《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7日、《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等文章，对“礼仪之邦”“礼义之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两位先生对“礼义之邦”的研究和强调，引人深省。不过，观诸史料，对于这一问题尚可作进一步厘析。
历史悠久的“礼义之邦”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礼义之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礼仪之邦”。唐朝房玄龄等监修的《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即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苻坚在长安建章宫为率兵出征西域的吕光送行时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又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即前秦苻丕太安元年，镇守博陵的王兖斥责叛投慕容麟的郡功曹张猗说：“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众应贼，何名实相违之甚……不图中州礼义之邦，而卿门风若斯。”据此，“礼义之邦”作为一个概念，早在公元383年即已出现；即使保守一点地说，至迟也应在《晋书》成书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自此以后，“礼义之邦”便频频见诸正史、政书、地方志、文集等各种文献中，直至今日，依然在使用。而其所指，诚如王能宪先生勾勒的，既有称中国、中华、华夏或中土（中原、中州）者，也有称齐鲁等文明开化之地者，以及其他如浙东浙西等文化繁盛、民风淳厚之地者。其间，“礼义之邦”前还常冠以“文物”“诗书”“衣冠”“冠带”“名教”“文学”“文章”“文雅”等词。
此外，“礼义之邦”有时也用来称誉朝鲜、安南等地，这显然与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人也有使用这一概念的，如朝鲜通信使成大中在《槎上记·书日本二才子事》（1765年作）中就曾说：“余至日本，见奇才二人，筑州龟井鲁、西京那波师曾也……初见吾辈，倾心结附，愿得载归，一见礼义之邦，死无恨矣。”
晚出的“礼仪之邦”
相较于“礼义之邦”，“礼仪之邦”时隔很久才出现。
明朝人徐学聚编撰的《国朝典汇·朝贡》（问世于明天启五年，流行的为清初补刻本）中记载：“隆庆元年初，上用鸿胪卿李际春言，四夷贡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见。至是，给事中张国彦等奏：‘朝鲜属国，乃冠带礼仪之邦，与诸夷不同，仍复旧班，以示优礼。’从之。”也就是说，直到1625年“礼仪之邦”始见诸文献，前面加有“冠带”二字。迟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礼仪之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使用。据1924年修《陆川县志》载，陆川知县应斯鸣在所撰《新建万寿宫关帝殿合记》中说：“乃邑宰首倡，士民群然响应，争先捐资，不数月而宫、殿鼎创，岂以务名哉，良由渐摩于德泽，感激于忠贞……推此心以行己接物，则教不肃而成，政不严而治，彬彬乎礼仪之邦矣！”不过，根据文意推断，该词还仅代指一地。
直到民国年间，明确以“礼仪之邦”指称“中国”才逐渐流行起来。如一位署名现世宝的人，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中国弄堂里发见（现）礼仪之邦》（《现世报》第6期）的文章。作者开篇即指出：“中国是礼仪之邦，我看了几十年，也看不出来，直到最近，在一件事情上，被我发见（现）实实在在是礼仪之邦。”此后，董化之在《时与文》1947年第20期上发表了《中国自来是个礼仪之邦》一文。以“礼仪之邦”指称中国，以及称中国自来是礼仪之邦，或滥觞于此。
何以到了20世纪“礼仪之邦”成为中国的指称词，并广为流行，相沿至今，使用频率远远超过“礼义之邦”？这可能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衰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清王朝的崩溃、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等因素有关；或者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并未注意“仪”“义”二字的区别，以至于口耳相传、混而不察吧。
历久弥新：礼之“仪”“义”的纠结
除了“礼义之邦”“礼仪之邦”，文献中也经常出现“礼义之乡”“礼义之国”“礼义之朝”“礼仪之国”等概念。
据初步翻检，“礼义之乡”可能最早见于《史记·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18页），“礼义之国”可能最早见于《汉书》（《高帝纪》《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0、2987页），而“礼义之朝”可能最早出现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之《政和御制冠礼》卷5），“礼仪之国”则可能最早见于清人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邻交志上一》。“礼义之乡”自出现一直沿用到1937年，而“礼义之国”沿用到清季，指称与“礼义之邦”基本一致；其前也有冠以“忠信”“忠节”“文学”（“礼义之乡”），或“守节”“诗书”“衣冠”“冠带”“文章”（“礼义之国”）等词者；相较而言，“礼义之朝”（除梁武帝外，宋人吕元泰、元人郝经也曾使用）、“礼仪之国”则较为少见。
传统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礼越来越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其间，既有文献解说的积淀充盈，也有典章制度的应时制作，更有身体力行的规范引导。在此文化氛围之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四礼（冠、婚、丧、祭）、五礼（吉、凶、军、宾、嘉）纷然而起，礼仪、礼制、礼俗竞相杂陈，守礼、行礼、变礼与时变化，等等。究其归趣，清代大儒顾炎武所谓“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可谓一语破的。然而，自先秦以来，关于礼之义与仪的判别，则一直或显或隐地纠结着人们的思维。
如公元前537年，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对此，晋侯以为他“善于礼”。然而，女叔齐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鲁昭公不知礼。晋侯问其故，女叔齐回答：“是仪也，不可谓礼。”那么，什么是礼呢？他解释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而反观鲁国现状，则与礼之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女叔齐不无遗憾地感慨道：“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又如公元前517年，赵简子向子大叔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回答：“是仪也，非礼也。”赵简子追问：“何谓礼？”子大叔对道：“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赵简子感叹说：“甚哉！礼之大也。”子大叔又回应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礼记》中也强调：“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
对于礼教大为痛恨的吴虞，通过梳理前人有关的礼论，也曾感慨：“夫谈法律者，不贵识其条文，而贵明其所以立法之意；言礼制者，不在辨其仪节，而在知其所以制礼之心。”柳诒徵先生则强调：“以史言史者之未识史原，坐以仪为礼也。仅知仪之为礼，故限于史志之记载典章制度，而若纪表列传之类不必根于礼经。不知典章制度节文等威繁变之原，皆本于天然之秩叙。”诸如此类的言论，无不表明对礼义重要性的重视。
当然，由于古今情势的不同，仅仅强调礼义，也不免产生偏差。对此，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曾分辩道：“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义，陈其数者，祝、史之徒也。’今则礼、乐之书皆亡，学者却但言其义，至以器数则不复晓，盖失其本矣。”这一认识，可谓通达之论。
由此观之，礼义之乡、礼义之国、礼义之邦、礼义之朝、礼仪之邦、礼仪之国等词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皆为“历史的存在”，其间的兴替，是与时代、时势、人们的习惯与取舍等密不可分的，并非仅为误用、滥用的问题。“礼义”与“礼仪”亦非非此即彼的对立物，其关键乃在于如何因时因势把握其间的度。诚如宋儒程颐所强调的：“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过则奢，实过则俭。奢自文至，俭自实生，形影之类也。”总之，“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而礼在传统社会发展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礼的内涵和实质又是什么？怎样才能把握礼的内在意义与外在表现的度？凡此种种，皆是历久而弥新的话题，需予以认真地反思和探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