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去不返，今人要了解过去，只能依靠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实物遗迹以及口头传说等，这些可统称为史料。可以说，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各类史料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尤应高度重视。这里专就文字史料略加阐述。
随着历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由政治史拓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文字史料的类别也越来越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大类。今天看，可归入官书这一大类的有：政府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可归入私记这一大类的有：杂史、野史、回忆录、自传、自订年谱、日记、书信、墓志、家谱、族谱、私人办的报纸杂志、账簿、契约、佛藏、道藏、语录、笔记、游记、农书、医书、文艺作品（文集、诗集、词曲、歌谣、小说），等等。官书与私记的价值各有短长，原则上应当并重兼采、综合利用，至于究竟偏重哪一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官书内容丰富系统，但存在讳和饰的短处
官书的长处是内容丰富、全面且较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过私记。以实录为例，《清实录》共4433卷，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各方面均有记载，按年、月、日排列，通贯始终。以二十四史为例，二十四史共3249卷，4000多万字，其中政治史料最多，但也有经济（如食货志）、文化（如艺文志、经籍志）、宗教（如释老志）以及天文地理（如天文志、地理志）等方面的史料。二十四史也有原始史料的价值。熟读二十四史、以博通见长的史学家吕思勉说：“正史并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时所据的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体上即为原始的史料。”例如，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依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陈垣撰《元也里可温教考》，就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有关材料。
官书的短处主要在于讳和饰。讳，指的是官书的作者对于不利于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内容避而不谈，甚至予以篡改。例如，《清实录》一再改动，隐讳后金与明朝的关系，删改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等。孟森说：清朝皇帝“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又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绝不见其被弑之迹，反而把元凶司马昭篡改成讨罪的功臣。再来看饰，饰指的是极力美化统治阶级。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刘秀在长安时有一个同舍生疆华，他奉有“赤伏符”，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以证明刘秀的帝位是受命于天的。为了神化帝王，正史的作者把一些开基立业的皇帝描写成“生有异相”。《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真人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手臂与这么大的耳朵，这是按照佛像创造出来的“人相”。此外，官书中还有一些毫无价值的废料。例如《明孝宗实录》的五十则修纂凡例中，竟有一则规定：“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
私记能反映一些历史真相，但存在诬妄的短处
私记的长处是能暴露一些官书所无的历史真相，更为真切。在日记类中，清赵烈文（曾任曾国藩幕僚）的《能静居日记》就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有关于清军攻占天京后大肆掠夺的情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1864年7月26日）记：“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者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又萧浮泗从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赵烈文同曾国藩的一些谈话，极具史料价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初鼓后，滌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对时局如此悲观，以致对他的亲信幕僚竟议论起清朝的危亡，可见“中兴”的真相如何了。曾赵两人的对话，只能在私下里秘谈，见于赵的日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在官书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在书信中，也往往能看到在官书中所不可能看到的内容。例如，樊增祥在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1890年10月26日）致张之洞的一封密札中，谈到了京师官场中贿赂公行和纵情观剧的腐败情况。“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之。（祥与比邻，不堪其扰。）”密札中之“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亲王世铎，“汶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当时均为军机大臣。孙、许甚得那拉氏信任，孙尤掌权，故行贿者馈金数目，以孙为最多，世铎次之，庚身又次之，之万为殿。额勒和布，廉洁自守，故行贿者未登门。以上所论，只是“见面礼”而已。如有重要请托谋求，当远远超出此数。
私记的最大短处是诬妄。最严重者，捏造事实，进行诽谤。例如《庚申外史》谓元庚申帝为宋降帝之瀛公之子，而非元明宗之子。《广阳杂记》谓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而非明太祖之子。稍次者，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例如，胡适在1950年5月29日致杨联升的信中说：“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称不上‘authoritative & comprehensive account’（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他的成名作。但此书并未写全，有上无下。冯的哲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如陈寅恪称之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胡适对冯著早已心存妒忌，看到杨的书评后，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气，便把冯著说得一无是处。
私记的另一短处是所记有些来自道听途说，而非亲闻亲见，不免失实。即便是作者亲历的事，后来回忆，也常有误。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他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总之，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治史者应持并重兼采的态度，综合利用，庶几可接近历史真相。
以上说明文字史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连带需要说明的，就是史料的运用问题。概括说来，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史料比较贫乏，以后则越来越多，至今已浩如烟海。材料少，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很难，有时不免是一种推测。材料多，不仅看不全，如何选择更是难题。史学家要有驾驭史料而不是被史料奴役的本领，就必须提高理论水平。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还要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如考古学、宗教学、神话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有一定的素养。门类很多，当然要就自己研究的范围有重点地选择。史料与理论的结合是一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不能在这里作进一步讨论。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是表明并非有了史料，历史研究就万事大吉了。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