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此静坐，春来草自青，”此诗句中所描绘的那种自然、静谧之境，常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静坐”似乎是诗人们的共同向往——王维诗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太白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苏东坡诗言：“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其实，“静坐”并非只是诗人的专利，从儒释道各家对其的态度中，我们可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道家之静坐：坐忘、体道
虽然道家创始人老子未直接使用过“静坐”一词，但《道德经》中关于“静”的论述却不在少数，如“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重为轻根，静为躁根”“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等等。及至庄子，“静坐”真正朗显出来。庄子在《齐物论》开首处描述了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场面——“隐机而坐”即是“静坐”。子綦静坐后，对天长嘘。侍候子綦的子游看到子綦静坐后“形如枯木”的变化而问其原因，子綦答道：“吾丧我。”意思是，在静坐中，我把“我”忘掉了。“忘我”的境界是道家追求的“道”的境界，按庄子说法，只有“忘我”，才能心无执着，心无执着、无分辨，方可齐是非、齐生死，乃至最终与万物融为一体。《齐物论》以“庄周梦蝶”结尾：庄周梦中变蝶，醒后却不知是庄周变蝴蝶，还是蝴蝶变庄周，此即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浑沌”之道的境界。
庄子的“静坐”，当然不是如木偶般傻坐，而是隐机而坐。隐机可谓一语双关，隐机者，既可解释为坐在几之侧，更可理解为隐去机心之义。隐去机心、人心，便可得道心。隐者，忘也。恰如庄子所言，“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当人在静坐中，忘却身外事，乃至忘却“自我”之时，“人欲”则自然被“搁置”，自可得天机一片。由此可知，道家静坐之核心在于“忘”。
在“隐机静坐”的操作层面上，庄子除简略地提及“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外，并无更为详尽的叙述。对此，后世的道教作了丰富和拓展。
道教之“静坐”，尤注重养生之术，在“呼吸”上大做文章。唐人司马承祯作长文《坐忘论》，专门探讨“静坐”之要津，对后世影响颇大。他们追求“胎息”乃至辟谷，即杜绝饮食，通过微弱的呼吸将身体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以达到长生久视之功效。
当然，道家之“静坐”在后世不仅仅作为养生、修道之用，亦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生活情调。譬如清道人马大年在《怡情小录》中言：“倪正父锄经堂述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弟子读书第五。”其俨然将“静坐”视为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佛家之静坐：去执、修慧
佛家与静坐关系亦密切。虽然佛家多以“禅坐”“打坐”命名之，其实一也。如果说道家的静坐要诀在于“忘”，佛家的静坐要诀则在于“空”。只有“空”化外物，才可获得宇宙之大智、全智，进入“佛”的涅槃状态。
我们知道，“佛”之义有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为智慧，觉他为慈悲，觉行圆满为悲智双运、圆融无碍。由此可知，佛家修行必须要有智慧，即“开悟”。离开了智慧的引领，则难成正果。开悟的关键，就是“静坐”。
佛家对“静坐”的形式颇讲究。以盘腿为例，有散盘、单盘、双盘，其中单盘又分金刚盘、如意盘等等。但其要旨乃是通过坐姿调整呼吸，辅以“数息”，以求进入“无念”的状态。无念，就是把杂念、因缘、诸种“造作”等通通“空”化，做到“屏息诸缘”“自净其意，恒念如一”。“屏息诸缘”意为“不随身体躯壳起念”。明代诗僧苍雪大师有诗云：“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可谓写出了禅家对“空”的理解。
驱除妄念、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为此，佛家又生出多种方便法门，譬如禅宗的“参话头”。他们通过让“静坐”的禅僧思考诸如“念佛的是谁”“狗子佛性还有无”等问题，借“机”熄掉其他的“妄念”，这种以楔（话头）去楔（妄念、杂念）的做法无疑有助于禅僧“入定”。进入禅定，意味着距离“大智慧”不远了。因为以佛家之见，只有在“禅定”中，人们方可“熄灭诸缘”，“空”掉形质乃至妄念，见得“自家本来面目”，见得宇宙的真相。以佛家观之，此种关于“自我”、关于宇宙的“真相”，乃意味着大智慧的开启与诞生。
不过，佛家的“静坐”仅是“开悟”之契机，智慧的落实还要靠“行愿大千”来完成。在这点上，佛家和道家不同，道家追求“忘掉”后的“逍遥”之境，而佛家在“空掉”一切后，还要返回人间，切实实践。无论怎样，“静坐”确为佛家修炼、开悟的重要法门。
儒家之静坐：内省、致中和
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著称的儒家亦重视“静坐”，只是其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一是内省而有得；二是体味中和之道。
关于内省，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学本质上是成人、为己之学，即成就君子人格、提高个人修养。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的事务中提高自己，在“静坐”中省察自己的行为。只有在静坐中，才可能让心停下来，回归其“定”“止”之处。俗语云：“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
关于体悟中和之道，儒家经典《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道乃儒家追求之至高境界，在具体的伦常中化为“中庸”之道，乃是君子所应遵循的准则。
然而，实行“中庸”之道何其难矣！以至于孔老夫子发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矣”（《中庸》）的感慨。如此看来，推行“中庸”之道如此艰难，体验“中和”之境则自然更加难矣！不过，儒家并没有完全否定那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中和之境，而是认为此须在“喜怒哀乐之未发”的“静坐”中体验。按宋明儒家的看法，“喜怒哀乐”属情，情有善恶之分；而“喜怒哀乐之未发”则属“性”，性无善恶，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心之体”或曰良知，或曰儒家的中和之境，无疑可在“静坐”中体悟。以宋儒观之，其“静坐”之目的并非在于“养静”，而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体悟“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未被污染的“纯性”状态。事实上，宋明儒家多喜静坐，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人皆有“静坐”的功夫。
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让心在忙碌中得到片刻宁静，乃是多数人的盼望。片刻的静坐给人们提供了静心的“法门”。也许我们难以达到儒、释、道所追求的至高之境，难以体悟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意蕴，但静坐至少可以让我们调养身心、放松紧绷的神经，以更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又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