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年少时便以才识闻名，早年随族父游学入蜀，与董允齐名，却始终以从容淡定的气度高出一筹。刘备立太子时，他与董允一同被选任为东宫属官，此后逐步得到诸葛亮的赏识与重用。诸葛亮南征班师时，群臣出营数十里迎接，唯独费祎被诸葛亮特意邀上同乘一辆车，这份特殊的礼遇，让他早早便进入蜀汉核心决策层的视野，也为他日后居中调和各方势力打下了基础。
建兴年间，费祎多次以昭信校尉的身份出使东吴。面对孙权麾下诸葛恪、羊茞等才辩之士连番的诘难，他始终辞顺义正、据理作答，从未落于下风。孙权以醉后赐酒的方式试探他的底线，他也始终保持清醒，不辱蜀汉国格，最终得到孙权的高度认可，甚至赠予他一柄宝刀，孙吴与蜀汉的联盟关系，也因他数次出使的斡旋变得愈发稳固，从根源上为蜀汉免去了东部边境的后顾之忧。
诸葛亮病逝之后，蜀汉内部的派系矛盾与军政分歧逐渐显现。魏延自恃资历深厚、勇冠三军，不满杨仪以丞相长史的身份执掌撤军调度，二人在军中势同水火，每次议事都争论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费祎始终在二人之间居中调停，一方面稳住魏延的情绪，一方面协助杨仪按诸葛亮遗令组织大军有序撤退，最终避免了蜀军在撤军途中爆发大规模内斗，将十万北伐大军完整带回蜀地，化解了武侯离世后最大的一场军政危机。
等到蒋琬病逝后，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身份主掌蜀汉中枢，他把“持重安蜀”作为施政的核心原则。当时姜维数次主张大举北伐，想要倾尽蜀汉兵力夺取凉州，费祎始终以“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理由压制北伐规模，每次划拨给姜维的兵马都不超过万人，避免弱小的蜀汉因过度征战透支民力。他待人宽厚、处事公允，既不偏袒荆州旧部，也不刻意压制益州本土士族，让原本暗流涌动的蜀汉朝堂始终保持着平稳运转的状态。直到延熙十六年的岁首大会，费祎被降将郭循刺杀，他主政的数年间，始终以居中调和的手腕，维系着蜀汉内部各方势力的平衡，为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延续了最后一段安稳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