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满文图书的刊印发行，贯穿于整个有清一代，时间跨度将近300年，其发展的历程随着时代的兴衰起伏变化。满文图书版本版式深受汉文化影响，却又独具特色，不仅是满文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也是满文古籍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版本
满文图书，按其制版工艺和书写方式，可分为刻本、写本、抄本、晒印本、石印本、影印本、铅印本7种，其中刻本和写本占绝大多数。写本又按其形成的特点分为写本、稿本和抄本。在此讲的“写本”概念是狭义的，专指成书时即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既不是稿本，也不是抄本。
满文刻本图书，按其刻书单位又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是各级政府机构及其附属机关刻的书。坊刻本是指书商所刻的书。
除官刻本、坊刻本外，还有大量的写本。写本主要是皇宫内的写本，属精写本，如历朝实录、圣训以及翻译的《封神演义》、《列国演义》、《南宋演义》等。这些写本，开本较大，纸墨精良，缮写工整，装帧精美，多数是孤本。
二、版式
依据满文刻本版式风格，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入关前的满文刻本最大的特点是版式简单。清入关前老满文雕版刻本的共同特征是，开本较小，无书名及著者，版式简单，每一个筒子页仅有边线，没有栏线，且版框刻印墨线时断时续，粗细不均。所用纸张粗糙，装订不够精良。第二阶段，清朝入关后直至康熙初年的满文图书版式沿袭了明代的格调。其版式特征仍有明代经厂刻书的风韵。第三阶段，康熙朝成立武英殿修书处以后直至清代晚期，满文图书刻本版式规范，风格有相对一致的特征。
满文写本图书清宫典藏的精写本、佛教经文及乐谱，版式与刻本无异，有规范的板框、栏线、版口，每行有书写满文时标识书写位置的隐形竖线，满文书写的也很工整美观，与殿刻本媲美。民间抄本就没有那么规范了，传抄之本随意性就比较强了。
三、书名
受到汉文图书的影响，满文图书的书名在书中的位置多在封面、书名页、卷端、版口等处出现。满文图书取名的特征带有鲜明的文字特征。从书籍文字书写内容来源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以满文为主要文字编写的图书，第二类是翻译自汉文或其他文字的图书。以满文为主要书写文字编写的图书，书名上多有“满文”“满洲”“清文”等字样，以表明其文字或民族特征。满文图书很多翻译自汉文书籍，为了区别于原书，往往在书名前添加描述文字特征的词语。如：“满汉”、“翻译”、“满蒙合璧”、“三合”、“五体”等等。
另一个书名的特征是官修的书籍多有“御制”或“钦定”等字样，以体现皇帝下令编撰或皇帝亲自过目定稿的特征。
四、作者
满文图书作者多出现在书名页、序、跋之中。有撰者和译者，撰者即著书之人，译者即把汉文等其他文字著作翻译成满文者。无论撰者还是译者，其共同特征是必须熟谙满语满文。
翻译自汉文和其他文字作品的满文图书，翻译者尤其重要。翻译者务必要通晓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并有很好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官修史籍多为集体创作，由皇帝指受儒臣充当总裁官负责编纂工作。卷帙浩繁的历朝实录、本纪、圣训、会典、则例、大清律等，均为文臣集体编纂完成。用满蒙汉三种文字纂修的大清历朝实录，一般在其卷首有纂修官列名。
五、装帧与装饰
从满文古籍文献的装帧形式来看，有线装、毛装、包背装、蝴蝶装、经折装、梵夹装和卷轴装共7种。坊刻本大多数采用线装，内府刻写本部分采用包背装，经折装和梵夹装多见于佛经，蝴蝶装的装帧形式在清代仅见列朝实录和圣训大红绫本。这时候的蝴蝶装，既继承了传统形式，也有所改进，特别是将其前后挨着的书页反面四角用浆糊粘在一起，减少了翻动的次数，从而消减了这种装帧方式的弊病。
御用书籍的装帧与民间不同，处处体现皇权至上的主旨，工匠们全面吸收和继承了明以前书籍装帧的优良传统，巧妙地利用各种色彩、装潢材料和各项工艺技术，经过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新，形成了富于宫廷特色的装帧装潢风格。
六、书写工具及纸张
满文图书刻本多为雕版印刷，墨印为多，套印本较少。写本多为软笔墨写。清代皇宫典藏的部分经书有在磁青纸上用泥金书写而成。彩绘满文书籍不多，仅有的几部作品都很有艺术观赏性。
清代刻书用纸从造纸原料上分，主要是皮纸、竹纸两大类。清代入关前，纸张缺乏，书写和印刷书籍所用纸张较为粗糙。入主中原之后资源极大丰富，图书所用纸张种类多样。
总之，满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清代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医学等各方面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梳理满文古籍的版本及其特点，以期推进满文古籍版本的研究和鉴定工作，进一步发掘和利用满文古籍的价值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