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著作。二十四篇。近人张之洞撰。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一说为张之幕僚起草,张本人定稿。“书成镂刻,风行海内。五月,袁忠节(袁昶)重刻于芜湖,”张之洞“续有改正,以为定本。”(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撰者事迹参见“《顺天府志》”条)
《劝学篇》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方法,理论纲领及施政要略,是对其前期事业的概括和总结、后期事业的规划和蓝图。全书共四万余字,分上、下两卷,计二十四篇,书前有一篇自序,意在交待撰写宗旨、写作背景和主题思想,并提纲挈领地表述了书中每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主旨。上卷(即内篇)共九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下卷(即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共十五篇。
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强调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他批评守旧者是“因咽而食废”,维新派是“歧多而羊亡”,并认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最后实现“规时势、综本末”、“教士化民”的目的并改变“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的局面。张之洞在序言中指出,“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土耳其、暹罗、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越南、缅甸、朝鲜、埃及、波兰;三知变,变习才能变法,变法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做到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本书内篇着重阐述“中学为体”,主旨是教育人们要恪守孔孟之道,尊奉三纲五常,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秩序。作者用调和新旧的方法,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主张,并从儒经中寻找学习西方的历史依据,主张用中国封建君主政体、传统道德加上西方科学技术作为求强致富的途径。他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并批评“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不摹仿西人。”作者对丧失民族自尊自信“甚至诋中国不足有为,”“日夜冀天下有变,”“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以求庇于他人”的崇洋媚外思想深恶痛绝。本书的这些见解特别是倡导“保国、保种、保教”,在鼓吹封建纲常名教的同时也宣扬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客观上有利于抵制“全盘西化”的倾向,有其独到之处。但另一方面,该书却从“求稳怕乱”的社会理想出发,对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民权学说大力攻击,认为是异端邪说,进而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得出了反民主、民权、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结论。
本书外篇重在阐发“西学为用”,主旨是号召人们努力学习“西政”和“西艺”,并在不妨害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前提下仿照西方先进体制改革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国防等,实现变法维新、富国强兵和救亡图存。作者指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张氏在外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措施以发展“西政”、“西艺”,(一)除普通教育外,农、工、商、路、矿、兵、师等皆设学,或先育才以兴业,或兴业设学并举相促进;(二)省、道、府、县层层设学,形成层次分明的全国教育网;(三)仿照西方,变革笼统的教育,创设新学制,划分“专门之学”和“公共之学”,确立大、中、小学堂上下一贯的层次,使生有专习、师有专教、读有定书、习有定事、知有定理、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业满有考试。等等。(四)变革科举考试制度,采“三场分试、随场而去”的淘汰制,中西经济实学分别放在一、二场,经学放在末场;(五)通西语、识西文、译西书、阅报纸,做到:“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以宣传西洋文明(“博闻”)、揭露中国行政弊习(“知病”);(六)派留学生、考察团出国学习考察,迅速学习西洋科学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及管理经验,并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留学西洋不如留学东洋。
《劝学篇》是对洋务派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思想的系统总结。独尊传统儒学、固守封建礼教、否定民主民权,是本书思想保守、落后、错误甚至反动的一面;高度重视教育、大力倡导新学,积极鼓吹变法图强则是本书思想开明、进步、正确的一面。本书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将该书进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十分赏识,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谕令军机处将所备副本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正教而杜危言”,又令总署排印三百部。遂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借助朝廷之力很快刊行全国,十日之间,三易版本,印数不下三百万册。美国南长老会教士吴板桥(Woodbridge)迅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起在英文《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按月刊载约一年之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不久在华耶稣会士又把它译成法文出版。但是由于该书顽固维护封建统治和礼教,攻击自由平等和民主民权,所以又受到维新人士的尖锐批评。
本书较重要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四年两湖书院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并被收入桐庐袁氏《渐西村舍丛刊》、《慎始基斋丛书》及戊辰本《张文襄公全集》,又被苏舆选录入《翼教丛编》。近人何启、胡礼垣有《〈劝学篇〉书后》、陈山榜有《张之洞劝学篇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