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先秦古史考证著作。三十六卷。清崔述撰。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大名)人。出生寒儒之家，幼嗜学，十五岁时应大名府童子试，名列第一。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三十岁立下著《考信录》的志愿。四十岁以后动笔，“至七十而始成，暇中复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前后四十余年，毕生之精力尽在此书矣!”(《自订全集目录》)。《考信录》包括《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是为“前录”;《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是为“正录”;《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后录”。
崔述治学，首在求真而不抱成见。其《考信录》，力求做到事出有征，言出有据，“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考信录提要》)。受其父影响，崔述确立了经与传注本有区别的治学主张。不管是今文、古文、汉学、宋学，亦勿论是如何权威的经学大师，《考信录》一律还其传注的本原，一律列为“考”的对象，必“考”而后“信”。将司马迁“虽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主张，化为“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的原则，对我国上古历史及夏、商、周的伪史、伪书、伪事进行了考辨。其解经考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门户家派的束缚。胡适谓崔述之学“全是宋学，而且是宋学中的朱学”(《崔述年谱》)，此论并不全面。崔述治学严谨虽近朱熹，然朱学以道学为核心，崔述则以为朱熹这套理论，引导人们走入虚无杳渺之境，实不比陆王心学高明(《洙泗考信余录》卷一)，并谓朱熹推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说，开晚明以禅入学的空疏学风(《唐虞考信录》卷三)。学术界还有不少人将崔述归入乾嘉考据学之列，然崔述对乾嘉考据学者某些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颇不满，谓其“独于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于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考信录提要》)《考信录》解经考史，旨在用古帝王圣贤行事之真以经世。《左》、《公》、《谷》三家虽分属今、古文经，《考信录》同取之可信而弃其可疑。既辨《史记》之荒诞而复取其平实。故《考信录》之解经考史实兼采众家之长，从经世致用出发，书中构筑了一个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尧、舜、禹得天下系其有德，得民心拥戴。自启以后，王位传于一姓，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于有德而后民安，而既已传子，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于征诛而后可。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商考信录》卷一)。将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制约历史运动之“天”、之“势”，释为圣人不可违抗的规律，发展了我国历史上先哲们重“势”的社会历史观。书中又反复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天子所得而争夺之也”(《唐虞考信录》)，否定了传子制古已有之的传统理论。依据民本论，作者认为只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才是“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孟子事实录》)。又提出贪人不可用，君主当以勤政为要和广开言路，并重提魏徵谏唐太宗、梁武帝重用奸佞，唐玄宗半明半暗等历史故事。其以史证经，以史论经，用意实在经世。崔述在《考信录》中对伪说伪事的形成作了规律性的总结，他认为“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时代愈后却载记愈详”，是伪事形成的一个重要规律。这也是他分层次地进行考信辨伪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与其对古帝系一脉相承说、地域大一统古已有之论等内容的具体考辨相结合，从总体上对“五四”时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学说”具有重大的影响。崔述对“五德终始说”的缘起、衍变的分层次考查，对于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亦有影响。
崔述的考证，精到妥贴处居多，然亦有失误处。如书中先疑《论语·尧曰》为可疑，复又引用其语，自坏其例。又如为赞美周政而谓周初分封，封其“亲亲”亦即封其“贤贤”，而独不提后参与武庚叛乱的管、蔡、霍“三监”，不免有些上下其手。又如关于武王伐纣先使人观商之民情，《吕氏春秋》有记载，崔述强谓之不可信，独信《牧誓》中武王称欲救民于水火，甚而于《逸周书·世俘》中武王灭商后大举杀伐之记载弃而不引，此已变考而后信、疑而后信为信而后考、信而后疑了。崔述得之于信经，却失之于迷信经;得之于不迷信传注，却失之于轻视传注。
《考信录》问世后，曾长期不为世人所理解。1903年日人那珂通世点校此书，反馈到国内。胡适首先发现了崔述及《考信录》的价值，1921年写信给顾颉刚，建议全部翻刻《考信录》，随后又撰《崔述年谱》加以表彰。1936年由顾颉刚重加编定，排印出版了《崔东壁遗书》(亚东版)。1983年在顾颉刚指导下，对亚东版《遗书》稍加删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崔东壁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