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语阳秋》诗话集。又名《葛常之诗话》、《葛立方诗话》。二十卷。南宋葛立方撰。葛立方(?—1164)，字常之，号懒真子。其先丹阳(今属江苏)人，后迁居吴兴(今浙江湖州)。绍兴八年(1138)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后赋闲家居于吴兴。著有《西畴笔耕》、《归愚集》、《归愚词》、《韵语阳秋》等。
据徐林《韵语阳秋序》：“隆兴元年(1163)，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于是《韵语阳秋》之书成。”明年葛立方卒，则知为作者晚年绝笔之作。作者《自序》则谓不耐经注政论，“独喜读古今人韵语，披咏䌷绎，每毕景忘倦。凡诗人句义当否，若论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若背理伤道者，皆为说以示劝戒。书成，号《韵语阳秋》。昔晋人褚裒为皮里阳秋，言口绝臧否，而心存泾渭，余之为是也，其深愧于斯人哉!”书名源此，亦可见其用心良苦。所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可见。故徐序谓“今欲求《风》《雅》之正，探本而遗末，读常之之书，庶乎进于是哉”。
大概作者以为明定类例反而有窒碍难通之处，所以不示人以明显的编排体例。但是据各卷内容仔细考察，亦似略有类聚区分。如郭绍虞《宋诗话考》分析：“大抵一二两卷论诗法诗格，三四两卷则论诗之本事，五六两卷重在考证，七八两卷多涉用事，九十两卷则多评史之作，十一卷论仕宦升沉之况，十二卷述死生达观之理，十三卷重在地理，十四卷多论书画，十五卷则述歌舞音乐，十六卷则述花鸟虫鱼，十七卷述医卜杂技，十八卷则论人识鉴，十九及二十卷则岁时风俗饮食妇女之属附焉。”其中议论失当或疏讹失考之处，颇有所见，但就总体而论，如《四库提要》所说：“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其就诗歌故事发微抉要，略作评述，而见其理论主张。这就为后世的知人论世、评价诗人诗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理论借鉴，富有理论启迪意义。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在江西诗风犹盛之时，立方受时风熏染，论诗推尊杜甫和苏黄，多言江西诗法，肯定了黄庭坚和陈师道“点化”、“换骨”诸法，不脱江西诗派窠臼。但是他又能跳出江西诗派之外，批评其故作拗折而刻意求奇诸弊。在当日诗坛，此论具有补弊纠偏的现实针对性。
二、针对南宋国土沦丧、偏安东南的现实，发挥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高倡观物感兴的美刺寄寓宏论。虽承前人之言，但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如卷二云：“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他以杜甫《莴苣诗》为例，说明“皆兴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据此而言感兴，谓“始可以言诗矣”。
三、在诗歌的艺术美学探索方面，也颇有心得，启人至深。如开篇即引陆机《文赋》“谢朝华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二句，盛赞创新精神，最终归于平淡自然诗风，而反对雕琢形似之伪。又如倡言“诗思”，已接触到艺术思想中的灵感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心理特征。卷十六云：“人之悲喜，虽本于心，然亦生于境。”肯定了心境相生的说法。又曾记录欧阳修两首《啼鸟》诗，一作于外贬的滁州，一作于应召回京之时，客观鸟啼同声，而主观感受不一，产生了移情作用，因而艺术效果迥异。因此断言：“盖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则对境之际，悲喜随之尔。啼鸟之声，夫岂有二哉?”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文艺心理的奥秘。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宋刻本很珍贵，而影印本也有参考价值。另有明正德二年菖谌重刊本。丛书中有《学海类编》、《艺圃搜奇》《常州先哲遗书》诸本。今通行的是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历代诗话》排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