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年间，钱采、金丰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加工增订成八十回的《说岳全传》。岳飞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材之一。至明中叶以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恶权臣思想的各种“岳传”便应运而生，先后出现了熊大木的《武穆演义》，邹元标的《精忠全传》等书。这就使清代的钱、金二人能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他们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屈死在风波亭上的忠魂(注：见《说岳全传》“自叙”及末回开章诗。)，还有假借南宋历史教训，宣扬民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作者根据正史和传说，把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他自小孤贫，而好结义友。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励他“精忠报国”。“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他决心抗金的自白。作者在历史人物岳飞的身上集中了很多优点：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军人人皆知抗敌的目的。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了不少绿林弟兄，共保宋室。这种设想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要求，通过形象描绘，把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了岳飞。这一点，是以往任何一种“岳传”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写过的。
然而作者笔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岳飞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采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议，终于给事业和个人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甚至岳飞死后为鬼，也处处阻碍部下向昏君和权奸起兵复仇。曹宁大义灭亲，却被他以“孝道”逼责自尽。他明知君侧不清，却以宽仁为怀，轻易放走了犯令的万俟 、罗汝楫等人。凡此种种，或实有其事，或纯属虚构，但经作者着力渲染，其消极性也就更突出了。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用浓笔重墨描写了不少民间英雄。作者有意把他们的反压迫斗争与岳飞的抗金斗争联合起来，大大歌颂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正义行为。这不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农民义军与地主武装联合抗清的历史现实，也表明当时一部分爱国文人在现实教育下，已经在改变对农民义军的盲目仇恨，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年老的呼延灼力奋双鞭，为国捐躯;杨再兴误走小商河，被射成箭人，壮烈牺牲。许多虚构的梁山后代，如阮小二之子良，关胜之子铃，董平之子芳，张青之子国祥，韩滔之子起龙、起凤等，也都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发扬了梁山固有的战斗精神。作品里还出现了一个李逵式的英雄——牛皋。他曾独闯金营，投递战书，令兀术不得不表示钦佩。然而他却不像岳飞那样愚忠。牛皋敢于其斥徽宗：“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中快活。”当岳飞南归，他力阻不成，后闻岳飞凶讯后，首先发兵复仇;复仇不成，他就重新落草，以示与腐朽朝廷对抗。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统治者的嘴脸认识得更加清楚。他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这就一语道破了历来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与《水浒后传》精神一致。但大敌当前，他仍然出战，并且说：“我牛皋岂是怕兀术的?就受招安，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可见他的抗金，不是为宋主效忠，而是为国家出力。他与统治者联合作战，并非屈辱投降而是一种团结御侮的策略。这些描绘不仅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表现出作者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变乱以后，思想认识的提高。
至于作品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兀术的骄横狡诈，顽固自信;秦桧夫妇的阴险毒辣，下流无耻，也都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发指。但是作者把岳飞与强寇权奸的矛盾，归结为大鹏鸟、赤须龙、女土蝠之间的冤冤相报，这不但削弱了这场火热的爱国斗争的政治意义;并且宣扬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作品后二十回写群奸受惩，众小英雄在岳雷率领下填捣黄龙，气死匹术，笑死牛皋。这纯粹是人民美好愿望的反映，但是因为缺乏现实依据，而又描写粗糙，终未成功地表现那种浪漫的幻想。
《说岳全传》作者抱着“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创作态度，汲取了元明戏曲及说唱中有关故事的精华，因而使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
《说岳全传》影响很大，不少有关故事还被写成戏曲在民间流传。像《牛皋扯旨》、《柜中缘》、《挑滑车》等戏都在舞台上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