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模式为主的背景之下，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学观念，研究者们往往是以一种“纯文学”的理念来进行解读和批评。这其中，无论是借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系统，还是现代文学阐释学经典的文本、作者、读者体系，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辨丽横肆的思想，及体大虑周的话语集合，常常被这类研究方式所遮蔽、支离，并且横生出一系列问题。本雅明在《选择的亲缘》一文的导言中，深刻地指出文学研究的不同层次: “批评关心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评论则注重题材，两者的关系由文学的基本规律决定……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的作品视为一个火葬柴堆，那它的评论者就可比作一个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可比作炼金术师。前者仅有木柴和灰烬作为分析的对象，后者则关注火焰本身的奥妙:活着的奥秘。”[1]而风行于世的各类“窄而深”的专科研究，如本雅明所言的评论者，在分析、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时，多以自身理论逻辑与思想情绪的自洽为目的，进行“题材”意义上的表面活动，忽视了中国文学观念以及作品背后自成一脉的思想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有鉴于此，夏静教授所著《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一书，整理、提炼出中国文学观念中原初意义的微观单位，将其纳入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变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文学观念进行“批评意义”(本雅明语)上的阐发，使其贴近中国文学艺术通变位育的真理。
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往往不是面对着具体的文学问题，而是存在于三教九流，一系列涉及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思想话语中。而西方自古希腊始，就以严密的分学科模式来理解人与宇宙(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著述体系就分为诗学、修辞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现代学科和大学体制更是强化了这种认知系统，以之来解析中国传统文学，便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比附，歪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此书将中国思想历史上具有本源意义的概念，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由此把文学观念的批评解读置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以“大文化”“大文论”[2]的视阈来审视。这样，从命题概念的提出上，与时下流行的西方解读模式相区别，对各个原初语素一一“正名”返本，真正建立符合中国文艺批评真实的历史语境和语言系统，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下文学研究中常见的理论错位，话语空白以及文化断层。诚如夏静教授在书中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发生、变化深受三代礼乐文明和其后诸子百家之学的哺育，这一基本历史环境，并且在形态和思想气质上，受三才、阴阳、五行、八卦等文化内涵的熏染。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并解析了一系列的关键范畴: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从中体味、梳理出中国文学观念的思维特点、审美准则，及其背后的个体生命、社会活动、历史变迁和后世回应。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谈到了文学理论著述的艰难:“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书中，作者运用了多样的批评策略来处理各类观念范畴，使之更加符合各自的特征。对于文、气、乐、礼、和这五个实体性的文学观念元语素，采取第一步，释名;第二步，梳理源流，编订谱系;第三步，辨明该语素对于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来详加审定，细致论述。在第一步释名过程中，不仅务求对有关的传世文献进行完整呈现，还大量参证多年以来的出土材料，胪列精要，使阐释基础更加充分。在第二步源流梳理和谱系编排中，将元语素的相关衍生命题都纳入进来，比如“文”这一范畴，所覆盖的“文德”“文武”“礼文”“文教”“文学”“文章”等一系列关联概念都进行整合、辨析。使得“文”这一语素所具有的复杂多面的内涵意义与价值取向得到尽可能全面的认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第三步———辨明其对于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才能真正贴近古人环绕这些语素展开的价值和话语构建，与粗放的套用西方理论进行的理论建设划清界限。
对于“参”“诚”“养”这类关联性、功能性的语素，作者则将其放在中国思想史发展变化的脉络上来论述。比如“参”，书中由古今对于“惟人参之”理解的差异出发，梳理出古人通过“参”的意义传达出对于“三才”的理解，表明了在整个传统文化中，“参”是体现天、地、人三才存在形态以及意义关联的枢要。进一步通过对“参”意义世界的描绘，表明中国文学观念与思想传统所共通的天人合一境界要求，“参”所代表的“主客交融”这一方法论体系的重要性。同样的，把“诚”放入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思想演进脉络;把“养”放入主体实践、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更好地理解了这些文学观念在知识建设层面的状况，还对古代思想传统中对应的意义构成与信仰确立相印证。
庄子曰:“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侧重于“关键词”阐释，即认可传统的文学观念在思想文化发展中，有其自身的逻辑脉络，有其自我的生命轨迹。在找寻规律、元问题、元范畴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些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内涵———其特征为既关注文学思想整体的复杂性，又关注其纵向的过程性，把理论批评与实际的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审慎态度。若对一部书进行以上的挑剔和指责，是较为容易的，我们更应该看到每部著作对于作者以及整个研究史的阶段性意义取向，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夏静教授在努力完成本书的构思与著述的同时，也在反思建设中国自身文论话语进程的诸多曲折，正如她敏锐地指出:“在文学思想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中，思想的相似性是否等同于理论的连续性，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问题。见于过往的文学思想以特定的问题意识为抓手，甄别不同经典文本的相似性特质，以期找寻理论的连续性脉络，是颇为常见的做法。如此这般构建的文学思想史，是一种历史的还原或是一种理论的幻想，的确令人思量。”[3]这一系列的反思和研究成果也是本书极好的延续与补充。
注释：
[1]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 年9 月版，第24、25 页。
[2]夏静:《何以“大文论”?》，《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2012 年第6 期。
[3]夏静:《思想的相似性与理论的连续性关系辨正——以曹魏文学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 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