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岁那年，他的名片换了。
原来是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的属官，清贵，能见着人，说话有人听。后来是江州司马。唐代州里的司马，多半是安置贬官的闲差，俸禄照发，事情没有。
贬官最大的变化不是穷。是没人找他开会了。
这句话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但它说中了一件事：一个人被拿掉位置以后，最先感到的空，不是钱的空，是日程的空。日历突然全白，白得吓人。
一、那年夏天，长安街头出了一桩刺杀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上朝路上被人刺杀，御史中丞裴度重伤。
白居易当时不是谏官。他上疏请求急捕凶手，以雪国耻。这一疏被人抓住了把柄——越职言事。接着又有人翻旧账，说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他还写赏花的诗、咏井的诗，有伤名教。
两桩加起来，贬为江州司马。
从长安到江州，走了一个多月的水路。《琵琶行》的序里他自己写得很平：“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
一个人被拿掉位置，通常先想的是冤不冤。他也不例外。但他后来做的事，跟喊冤没什么关系。
贬官最难受的地方在于它不解释。它不告诉你哪一步走错了，只告诉你结果。人被罚得明明白白还能认，罚得没道理又无处申诉，这口气最难咽。
二、他先做的，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
到江州以后，他给好友元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就是《与元九书》。
信里有一句，是他给自己找的说法：“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像老生常谈。放在当时，是一个刚被拿走位置的人在给自己的处境重新定性——不是“我被废了”，是“我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前者是判决，后者是季节。
他没有说自己想开了。他只是换了句话，来安放同一件事。
这封信写得很长，长到有点自我说服的味道。人在低谷里写的长信，多半有一半是写给别人看的，另一半是写给自己听的。写下来，是为了让那句“我还没废”有个落脚的地方。
三、江州三年，他把诗重新理了一遍
那封信里还有一句，写得很实在：“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
洗脸、梳头、吃饭、睡觉，除此之外没别的事。这是闲职的真实样子，闲到发慌。
他就在这种闲里，把自己二十多年写的诗整理成十五卷，约八百首，一首一首编次。他还给诗分了类，说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各是什么用处。
一个从前忙着上疏的人，开始做一件没有任何即时回报的事。
这件事没人催他，也没人给他记功。正是因为没人管，它才把他的日子重新填满了。空闲不会自己长出意义，得有人往里放东西。
同一时期，他在庐山脚下盖了间草堂，《庐山草堂记》里写“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这话写得很闲，但你要想到，写这话的人三年前还在长安的朝堂上争一件事的对错。
四、旧那把尺子，量的是“能推多远”
他前半生的尺子，是“兼济天下”。
这把尺子的刻度是影响力：这件事能不能成，这个话能不能上达，这个位置能改多少人的处境。它很好用，也很危险——因为它的刻度不由你定，一半在别人手里。
位置一拿走，尺子立刻归零。不是你的能力归零，是这把尺子量不出数了。你还是你，可你没法再量自己。
很多人中年崩掉，不是因为失去什么，是因为手里只剩这一把尺子。
只带一把尺子出门的人，一遇到量不出的年份，就以为自己废了。
五、新那把尺子，量的是“能写多真”
江州的第三年秋天，他在湓浦口送客，听见邻船有人弹琵琶。
后来的事大家都熟。《琵琶行》六百一十六字，写一个年老色衰的歌女，也写他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不是同情，是认出。
最后一句更难：“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他没有把自己写成受害者。他把自己写成了一个能听懂的人。这是一个新的刻度——不问这件事能推多远，问这件事我能不能写到位。
那晚他听的是别人的曲子，写的是自己的处境。这两件事在他笔下合成了一件：一个曾经红过、现在被放到一边的女人，和一个曾经能上疏、现在只能听曲的男人，坐在同一条江的两条船上。
位置拿走的是他能推多远，留下的是他能看多深。
六、后来他还是回去做官了
这里要说清楚，免得又滑成“被贬之后大彻大悟”。
他后来确实回去了。任杭州刺史，修钱塘湖堤，蓄水灌田；任苏州刺史，也做过实事。晚年住在洛阳，自号醉吟先生，日子过得安稳。
他没有变成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只是多了一把尺子。
还得补一句：他并不是被贬之后才开始写诗的。他十几岁就写，讽谕诗写得比谁都狠，一路写到把朝里的人得罪遍。江州给他的不是才华，是时间，和一个非写不可的理由。
顺的时候用第一把，量自己推了多远；不顺的时候用第二把，量自己看得多深。这两把尺子不冲突，冲突的是只带一把出门的人。
而且第二把尺子平时是量不出成绩的。它不给排名，不给交代，也不告诉你走到了哪一步。它只是让你在没人看的那些年里，还能确认自己是个有分量的人。
人不是把标准调低了，是换了把合手的尺。
那件青衫湿了的江州司马，跟他后来那个修堤的杭州刺史，是同一个人。
中间隔着的，不是顿悟，是三年没人找他开会的日子。
参考：《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琵琶行》并序、《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