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的清晨,工厂的门还没全开。有人在擦一个木台子。
台子不高,一米多,靠着墙,正对着一排排长桌。桌上摊着烟叶,桌后坐着几百个人,手上不停,头也不抬。
擦完台子,那个人走上去,翻开一本书。

一、1865 年 6 月 21 日,第一次朗读
那时候的雪茄厂,工人一天坐十个小时,卷同一支烟。手上重复,脑子空着。
1865 年,一个叫萨图尼诺·马丁内斯的诗人办了份报纸,叫《曙光女神报》,想让工人识字、读书。可当时绝大多数工人是文盲,报纸送出去也没人看。
他换了个办法。那年 6 月 21 日,在费加罗雪茄厂,他找了一个识字的工人站上台,把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念出来。那天有三百多人在听。
那天据说场面有点怪。念的人紧张,听的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手上还在卷,耳朵竖着。
第二年,报纸上写,工厂朗读这件事,已经在工人中间做起来了。
工人很快发现,听书的那几个小时,手上的活反而顺。人一入神,手就不抖,卷出来的烟也更齐。厂主本来反对,后来不吭声了。
到十九世纪末,哈瓦那城里的烟厂,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念书的人。
二、钱是工人自己凑的,书也是工人自己选的
朗读很快成了一门职业。讲台越搭越高,声音要越过堆到房顶的烟叶。
请朗读员的钱,由工人自己凑。既然是自己出钱,读什么也就该自己定。一开始是厂主说了算,后来工人把这条也拿回来了。
这笔钱不多,摊到每个人头上更少,可它是自己出的。自己出钱买来的两个小时,和自己被安排听的两个小时,是两回事。
最受欢迎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此外是司汤达、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狄更斯、大仲马。
工人们听完一本,常常凑钱买下来带回家。厂里的书架因此常年是空的——不是没人读,是书都被搬走了。
他们听《悲惨世界》,听冉阿让为了一块面包坐十九年牢。底下坐着的人,很多也是为了几块钱在熬十个小时。
书里那些事,跟他们隔着一个海,隔着一百年,可他们听得懂。
这件事的份量在这里:一群不识字的人,用自己一天的工钱,请一个人替他们把书念出来。
三、烟的名字,是从书里来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蒙特克里斯托,这两个牌子的名字,据说都跟讲台上读过的书有关。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大仲马。
这个说法在古巴流传了一百多年,官方也这么讲。是真是假已经没法完全查清,可它说明一件事:那些书在这群人心里,不是消遣。
西班牙殖民当局后来下过禁令,不许在厂里朗读,理由是这会让人分心,也会让人想别的。
禁令没管住。厂主也明白,念书的那几个小时,工人卷得更快。
更麻烦的是,读书会带来别的东西。有人从书里学会了问为什么,有人学会了写信、写诗,有人后来去做了记者。
一门手艺里长出来的东西,往往比手艺本身走得远。
四、广播来了,讲台没有撤
1923 年,哈瓦那的工厂里装上了收音机。很多人以为朗读员这个行当要没了。
结果一半以上的老厂拒绝装收音机。最老的帕塔加斯厂,是第一个搭讲台的,也是始终不装广播的。
工人说,收音机里的人在跟所有人说话,讲台上的人在跟我们说话。
这句话说得比很多道理都准。被念到名字、被看一眼、被一个人的声音对着说,是两件事。
朗读员还得会演。读小说的时候,一个人要读出七八种声音,谁在说话,谁心里在想什么,全靠嗓子和停顿。
念得好的人,厂里的人会替他说话。选人的时候是投票,不是任命。
五、今天还有两百多个人在做这件事
现在古巴的国营烟厂里,还有两百多个朗读员。他们由工人投票选出,读什么也由工人投票决定。政府把这个行当定为国家文化财产。
有人说这是活着的化石。其实它更像一件被维护得很好的东西:有人擦台子,有人排书单,有人每天准时站上去。
他们仍然读雨果和大仲马,也读《达·芬奇密码》。上班先念新闻,再读小说,中间插厂里的通知、食堂今天有什么、谁过生日。
有些厂还留着老规矩:一本书念完,工人拿刀在桌沿上敲,敲得越响,说明越好听;听得不满意,把刀扔到地上。
有一位朗读员讲过,她最难的几天是念到国家大事的时候。念着念着自己先哭了,还得把句子念完。
台下几百个人低着头卷烟,谁也没抬头。可她念完了。
这就是这份工作的全部内容:把字变成声音,让几百双不停的手,有一个共同的去处。
没有观众鼓掌,没有署名,念完一本,下一本从书单上接着来。
那个木台子的边角被手磨得发亮,磨它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一份工作体面不体面,不看它有多重要,看有没有人愿意为它出钱、为它投票、为它把台子擦干净。
参考资料:美联社 2021 年哈瓦那雪茄厂朗读人报道;法新社 2011 年报道(《台北时报》转载);古巴雪茄博物馆 2000 年朗读传统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