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隐子

成书背景

《天隐子》是唐代道教的一部修炼著作，全书八篇，依次为神仙、易简、渐门、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书末另有《后序》一篇。旧本题为"天隐子"撰、司马承祯述，学界一般认为此书与唐代高道司马承祯关系密切，或即其所作而托名，或为其整理发挥之作。

司马承祯是唐代道教上清派的重要人物，居于天台山，与唐睿宗、玄宗都有往还，弟子众多；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服食丹药以求长生的做法，转而主张通过心性的修养与静定的功夫达到与道相合，这一取向在唐代道教中独树一帜，《天隐子》与他的《坐忘论》正体现了这一路线。

全书的次第安排颇具匠心：先立"神仙"之名，说明所谓神仙并非外在的神异存在，而是修养所达的境界；次以"易简"说明大道至简，不必繁难；再以"渐门"确立修行的次序，从斋戒、安处、存想，逐步递进至坐忘，最后以"神解"点出豁然开朗的境界。八篇相承，构成一条完整的心性修养之路。

书中论述多用平实的语言，与传统丹经的隐语风格大不相同。它讲"坐忘"时强调不在于形式上的久坐，而在于心中无物；讲"存想"时说明应当收摄心神而非向外界追求各种异象。这种把功夫落在"心"上的做法，使它在道教修养著作中显得格外清朗。

后世评价

《天隐子》在道教史上受到高度重视，与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并称，被视为唐代道教由外丹转向内修心性这一转折的代表文献。它把道教修炼的重点从服药、符咒、仪式转移到心性的涵养，为宋元以后内丹学与理学的心性论都提供了思想资源。

就思想史的影响而言，它的"渐门"之说与"坐忘"之道，对宋代理学家的修养方法有明显的启发。程颢讲"定性"，朱熹讲"主敬"，其中都可以看到佛教与道教心性功夫的影子；学者讨论唐宋之际儒释道三家的互动时，《天隐子》常被引为道教一方的例证。

在文字上，它也有可称道之处。全书篇幅短小，条理清晰，没有繁琐的名相与隐语，是道教文献中少有的清简之作；历代著录多把它收入道教类书与子部书籍之中，文人读它也不会觉得隔膜，这在丹道类著作中并不多见。

今日的读者若对传统的修养之学有兴趣，《天隐子》是一个温和的入口：它不要求任何特殊的信仰前提，也不谈神异之事，只是把注意力引回自身，谈如何收心、如何安处、如何由渐而入。这种朴素的姿态，或许正是它在千余年后仍能被读到价值的原因。

把它与《坐忘论》对读，可以看出两者在次第上的呼应：《坐忘论》讲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阶，《天隐子》讲斋戒、安处、存想、坐忘诸门，路数一致而各有侧重。一般认为二书出于同一思想脉络，一详于理，一详于法，合观最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