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成书背景

《传习录》三卷，明王守仁著，由其弟子徐爱、陆澄、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等陆续辑录而成。「传习」二字取自《论语·学而》曾子语「传不习乎」，意为对师说的传承与践行。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他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正德十四年（1519年）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晚年总督两广，卒谥文成。其一生讲学不辍，门人遍天下。

全书分三卷。上卷为徐爱、陆澄、薛侃所录，含《徐爱录》《陆澄录》《薛侃录》，主要讨论「格物致知」与「心即理」，代表早年的论学宗旨。中卷为论学书信，包括《答顾东桥书》（又称《答人论学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以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其中《答顾东桥书》系统阐述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下卷为晚年讲学记录，由钱德洪等辑成，内载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其思想可以三句话概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谓天理不在心外之物，而在人心之中；「知行合一」谓知与行本非两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良知」则认为人人心中自有一种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只需在事上磨炼、把这良知推致出来。

后世评价

《传习录》是明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也是「阳明学」的核心文本。晚明时期，它风靡士林，王艮、王畿、钱德洪等各立门派，形成庞大的阳明学派；影响所及，不仅限于中国，还东传朝鲜、日本。日本江户时代的阳明学者中江藤树、大盐中斋等对其推崇备至；明治维新前后，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更把它当作精神资源，故有「阳明学推动了明治维新」之说。

历代评价亦多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它「以心为理」，容易导向轻视读书与外在规范，朱子学者尤其对其不满，明清官方学术长期以朱学为正宗；顾炎武等则批评晚明王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把空谈之风归咎于此。推崇者则着眼于它的道德自觉与主体精神：它把成圣的依据从外在天理移入人的本心，使普通人也具备了自我成就的可能。

在现代学术中，《传习录》被视为中国哲学「心学」一系的代表性文本，与西方观念论、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多有涉及。当代读者关注它的实践取向：「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句常被引用的话，把道德问题落实为行动问题。今天通行的整理本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为主，是研读阳明学最常用的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