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西楼的黎明
站在巴林左旗的林东镇南望，大地在此处完成了它最富野心的折叠。公元918年春天，当耶律阿保机用马鞭划出皇都的第一道基线时，他划下的不仅是一座都城的轮廓，更是游牧文明向定居文明投递的一份庄严国书。一千一百年后，当我沿着沙里河畔行走，九公里城墙的残影在草原上勾勒出一个巨大的“日”字。这并非巧合——在契丹人的宇宙观里，太阳从东方升起，照耀南北，滋养万物。这座都城，便是他们献给时间的、立体的日晷。
风从北方的皇城遗址吹来，带着夯土层深处草根腐殖的气息。残墙高约六米，底宽二十三米，虽经千年洪水剥蚀，那层层夯土的肌理依然清晰如一部摊开的泥质史书。我用手掌贴上去，掌心传来异样的温度：向阳面温热，背阴面沁凉。这温差里，藏着契丹人最质朴的智慧——他们懂得如何让建筑与太阳对话。正如《辽史》所载，这座初名“西楼”、后称上京的城池，在建立之前已是迭刺部的居所，是阿保机“创业之地”。从毡帐群落到“日”字形都城，这条演进之路，比任何史诗都更惊心动魄。
极目望去，皇城在北，汉城在南，两城相连又相对，构成那个穿越千年的“日”字。更远处，皇城北七百五十米和汉城南两公里的山丘上，各有一座辽代密檐砖塔遥相对望，像时间钉入大地的两枚铆钉。我忽然想起陈寅恪论赵宋之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此刻我脚下这片土地，正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着华夏文明的塑造——不是演进，而是交融；不是造极，而是开创。辽上京的存在本身，便是对“多元一体”最雄辩的注脚。
第一章：皇城之北，穹庐未远
从乾德门遗址进入皇城，恍若踏入一个巨大的露天解剖室。城墙断面上，每层夯土厚约十五厘米，层间夹着枯萎的草茎——那是契丹工匠特意掺入的筋络，用以增强墙体的韧性。这种将游牧智慧植入定居建筑的做法，贯穿了整座都城的营造哲学。
皇城西北一带，地表空旷无物，与东南部密集的建筑遗迹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学家告诉我，这里原是契丹贵族搭设毡帐的区域。想象当年景象：宫墙之内，既有仿唐的巍峨殿宇，也有星罗棋布的白穹庐。耶律阿保机的后裔们，在砖石宫阙间依然保留着“四时捺钵”的传统——春水秋山，夏凉冬暖，皇帝的毡帐随着季节在都城与草原间迁徙。这不是文明的倒退，而是文明的自信：他们无需完全抛弃旧俗来证明自己的先进。
最震撼的发现来自近年考古。在皇城西南部，新确认的四组大型院落遗址中，三组为东向布局，一组为南向。东向，呼应契丹族“尚东”的传统与太阳崇拜；南向，则延续中原礼制建筑的范式。两种朝向在同一区域并存，如同两种文明语法在建筑上的对话。我站在一组东向院落的门址前，晨光正从东方斜射而入，在残存的柱础上切出锐利的阴影。一千年前，契丹官员从此门步入衙署时，首先迎接他们的，是每天崭新的大阳。
而皇城中央的大内遗址，更将这种交融推向极致。宫殿建于岗阜之上，台基突出地表，四周宫墙环绕，气象恢宏。但细察宫殿基址，会发现其平面并非传统的中轴对称，而是略带旋转，轴线明确指向东方。这微妙的偏移，是草原对中原制度的温柔修正。正如辽代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南面官用汉制管理汉人、渤海人，北面官用契丹制管理部族事务。在同一个朝堂，汉语与契丹语交替回响，汉服与左衽并行不悖。
我抚摸着一块出土的石刻观音像。佛像面容丰腴，衣纹流畅，带有明显的唐代遗风，但眉宇间又透出一股草原特有的刚健之气。这尊像曾矗立在皇城东南的寺院中，接受契丹贵族与汉人工匠共同的跪拜。佛教在此地完成了它的又一次转译：从梵语到汉语，再从汉语到契丹语；从印度式沉思到中原式悲悯，再到草原式豁达。每一次转译都不是损耗，而是增生。
黄昏时分，我登上皇城西山坡。这里曾有一座皇家寺院，中央大型塔基出土二百余尊泥塑佛教造像。落日余晖中，远山如黛，整个“日”字形城郭在暮色中渐渐模糊了边界。忽然明白：皇城之所谓“皇”，不在于隔绝，而在于包容；不在于彰显纯正，而在于驾驭多元。耶律阿保机要建造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堡垒，而是一个向四面八方开放的磁场。
第二章：汉城之南，市声如海
如果说皇城是辽帝国的政治心脏，那么汉城便是它的经济肺叶。这座位于皇城南面的附郭，居住着汉人、渤海人、回鹘人以及西域各国使臣、商贾。城墙较皇城低矮，且无马面、瓮城之设，这并非轻视，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信任——商业需要流通，而非阻隔-9。
走在汉城遗址上，脚下常能踢到陶片与瓷屑。捡起一片，是邢窑的白瓷，胎体轻薄，釉色类雪；另一片则是辽特有的绿釉鸡冠壶残片，壶身还保留着仿皮囊的缝合纹路。两种器物来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关乎品茶论道，一个关乎骑马驰骋。但它们同在这片土地出土，说明汉城的市肆里，茶香与奶香曾经交织，丝帛与皮货相邻而陈。
考古发掘揭示出更生动的细节：汉城内有专门接待诸国使臣的驿站、回鹘商贩聚居的“回鹘营”、各类手工业作坊。可以想象，当年的汉城是怎样一番景象：驼铃声从西门（金凤门或雁儿门）响起，载着西域琉璃、波斯地毯的商队鱼贯而入；汉人铁匠铺里火花四溅，锻造着同时适合农耕与骑射的工具；渤海工匠烧制的三彩器，釉色比唐三彩更热烈奔放；而契丹贵族也会偶尔策马而来，用貂皮换取江南的丝绸、景德镇的青瓷。
最意味深长的是道路遗迹。汉城街道并非笔直的棋盘格，而是顺应地形略有弯曲，交叉路口往往拓宽成小广场——这是为驼队转弯、商贩聚集预留的空间。路面上深深的车辙印，窄者属于汉式牛车，宽者属于契丹马车。两种车辙时而平行，时而交错，最终混入同一片泥泞。它们从未试图抹平对方，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碾压中，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共存。
北宋使者苏颂曾出使辽国，他在诗文中描绘：“千里封疆蓟霫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这几句诗，恰是汉城生活的最佳注脚。战争间歇，耕牧并举，穹车（毡帐车）与农舍错落，汉人的犁铧翻开草原的黑土，契丹的牧歌飘过汉家的田垄。这种“居人处处营耕牧”的景象，比任何和约都更能体现文明的韧性——政治可以对立，但生活自会找到融合的缝隙。
可惜汉城也是洪水侵害最深重的区域。白音戈洛河河床北移，将汉城南部大部淤埋。如今站在皇城南望，汉城遗址大半已隐入泥沙之下，只剩零星台基如孤岛般露出地表。但正是这种残缺，赋予了它另一种完整：那些被泥沙瞬间封存的市井生活，如同琥珀中的昆虫，保存了最鲜活的历史切片。或许在某处尚未发掘的淤泥下，还埋着一瓮未及转移的开元通宝、一卷写了一半的契丹小字账本、一只摔碎前仍盛着葡萄酒的玻璃杯。
第三章：大内深宫，东向之轴
皇城中央的隆起处，便是大内——辽帝国的宫廷核心-4。沿着缓坡向上，宫墙遗址虽只剩夯土基础，但那“回”字形的环套格局依然可辨-4。这明显效仿了中原王朝“皇权至上”的宫城理念：外朝内廷，前殿后寝，层层递进的空间序列，构建出权力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
但辽上京的大内，有一个颠覆性的细节：整个宫城群，包括主要宫殿、门阙，均沿着一条明确的东向轴线布局。这与中原都城贯穿南北的中轴线截然不同。东方，是契丹人太阳崇拜的方向，是青牛白马传说中神人降临的方位。将最重要的建筑朝向东方，意味着在接纳汉家礼制的同时，他们将草原的灵魂楔入了宫殿的骨髓。
我站在大内正殿的台基上，面向东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会毫无遮挡地射入殿门，照亮御座上的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继承者们，便是在这东来的晨光中接受朝拜、处理政务。《辽史》记载，辽朝宫廷礼仪中，凡重要典礼，君臣皆“东向拜”。这不是简单的方位选择，而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在政治仪轨中的投射——他们相信，权力来自太阳，来自生生不息的自然力。
更精妙的是建筑元素的融合。考古发现，大内宫殿的台基、柱础、鸱吻等构件，均采用中原技法；但某些宫殿的平面呈多边形或圆形，明显模仿毡帐的形态。这种“汉骨胡形”或“胡骨汉形”的 hybrids，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建筑语言。它既能让汉人臣工感到熟悉（从而认同），又能让契丹贵族感到亲切（从而归属）。真正的统治艺术，或许就藏在这些砖石的“口音”里。
大内西北角，有一处特殊的遗址：地面排列着规律的石块，围成直径十余米的圆圈。学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萨满仪式或“烧饭”祭祀的场所。“烧饭”是契丹旧俗，将酒食焚烧以祭祖先。在宫墙之内保留这样一方天地，如同在华服上特意留出一块旧袍的补丁——它提醒着所有人，无论帝国多么庞大，都不能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夕阳西下时，大内遗址投下漫长的影子。我忽然想起契丹银币上的铭文——正面契丹大字译为“天朝万岁”，背面契丹小字尚未被完全解读。这枚非流通用的礼仪币，或许正是辽帝国自我定位的隐喻：一面宣示着“天朝”的普世威严（用汉字文明可解的契丹大字），一面守护着族群独有的精神密码（用外人难懂的契丹小字）。而大内宫城，就是这枚银币在三维空间的铸造。
第四章：遗物有灵，众生之纹
在辽上京博物馆的库房里，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淀。两万余件出土文物，从泥塑像、玉册残片到陶瓷器、建筑构件，共同拼贴出这座都城的众生相-4。但最触动我的，不是那些彰显皇家威仪的遗物，而是那些沾满生活气息的寻常器物。
一筐碳化的粟米颗粒，出土于汉城某处粮仓遗址。每粒粟米都保持着爆裂前的形态，仿佛只要注入水分，就能瞬间复活。这些粟米的主人，可能是屯田的汉人军户，也可能是学习农耕的契丹平民。在草原与农田的交界地带，作物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态：他们种下了粟，也就种下了一种更稳定的生存方式。
几件铁犁铧，刃口磨损严重，背面还沾着板结的黑土。与它们一同出土的，还有精巧的马镫、带绣的铁箭镞。犁与镫，箭与铧——这四样物件并置，勾勒出辽上京居民的双重身份：平时是扶犁的农夫，战时是弯弓的骑士。这种“亦农亦兵”的弹性，或许是草原政权能在强敌环伺中立足两百年的秘密。
陶瓷器的故事更丰富。一件绿釉鸡冠壶，壶身模仿皮囊的造型，连皮革接缝的针脚都栩栩如生。但它的釉色，却是中原陶瓷工艺的馈赠。另一件白瓷盘口瓶，器形完全是汉风，但胎土化验显示，它产自辽地本土窑口。还有那些三彩盘，色彩比唐三彩更大胆，常出现草原偏爱的茄紫、鹦绿——那是工匠在模仿中不经意流露的乡愁。
语言文字的遗存尤显珍贵。一块石碑上并刻契丹大字与汉字，记录某次宫廷赏赐。契丹大字仿汉字方块字形创造，但笔画繁复，如神秘的符咒。契丹小字则更似拼音文字，流畅如音符-4。面对这些“陌生的熟悉”，我感受到一种创造的激情：这个民族不满足于借用，他们一定要发明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来记录自己的历史与情感。
最令人唏嘘的，是一组孩童的玩具：陶制的小马、骨雕的羊拐、一枚磨得圆润的石子。它们出土于汉城一处普通民居的墙角。想象某个契丹或汉人孩童，在战争的间隙、在父母的呼唤声中，专注于掌心的游戏。都城会倾颓，帝国会更迭，但孩童对玩耍的渴望，穿越一切时空壁垒，轻轻触动了千年后的我。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契丹银币，被置于独立展柜。灯光下，银币上的契丹大字“天朝万岁”清晰可辨。但我的目光更久地停留在那些未被解读的契丹小字上。它们曲曲折折，像一条冻结的河流，封存着未被言说的祈祷、未被记载的盟誓、未被翻译的乡愁。有时，文明的深度不在于被理解了多少，而在于还保留着多少拒绝被完全理解的秘境。
第五章：泥沙之下，长河之上
辽上京的衰亡，始于水的背叛。皇城南墙及汉城城墙多因洪水倾塌，皇城南部近年全被泥沙淤埋。白音戈洛河，这条曾滋润都城血脉的河流，在某个暴雨之夜改道北移，成为摧毁城市的自然之力-9。如今漫步遗址，常会踩到洪水层——那是一层细腻均匀的淤泥沙，将辽金时代的地面突然覆盖，如同历史被按下暂停键。
但洪水带来的不止毁灭。2025年的考古发掘，在皇城南部泥沙下，揭露出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院落遗址。考古队员用刷子与手铲，一点点剥离覆盖的淤泥，就像打开一封被河水密封千年的信件。院落格局逐渐清晰：多进庭院、厢房、廊庑，还有火坑（地暖系统）的遗迹。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遗址普遍存在辽金两代叠压营建痕迹——辽亡之后，金代人并未废弃此处，而是在前朝基础上改建沿用。文明的更迭，在这里不是断裂，而是层累。
我观摩考古现场时，队员正清理一处灶址。灶膛内的灰烬保存完好，甚至能分辨出哪些是木柴灰，哪些是牲畜粪便的燃料灰。灰烬中，混着一枚烧焦的枣核，和几粒未完全碳化的黍粒。这或许是某个金代戍卒的早餐遗迹，他蹲在辽代建造的灶前，煮着与前朝相似的粥食。政治归属变了，但人的肠胃记忆、御寒需求，却沿着同一条生存逻辑延续。
泥沙的封存具有某种公正性。它不分皇城汉城，不论契丹汉人，将所有人的生活痕迹平等覆盖。在洪水层下，一根镶玉的金簪可能与一把生锈的犁铧并排躺着；一片写有儒家经典的残碑，可能与刻着萨满符号的兽骨叠压在一起。自然力以它的蛮横，完成了历史学家难以做到的“去阶层化”叙事——在终极的沉寂面前，所有文明造物都回归为单纯的“物”，等待被重新赋予意义。
这让我想起辽上京的“日”字形格局。日字，中间一横连接南北。而洪水后的泥沙，何尝不是另一种“连接”？它将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化层，压缩在同一地质剖面中。考古学家划分地层时，必须异常谨慎：每一厘米的泥土，都可能包含着一个朝代的黄昏与另一个朝代的黎明。
站在被淤埋的皇城南部边缘，我抓了一把泥沙。沙粒从指缝流下，在阳光下闪烁如金粉。这些微粒中，混合着契丹宫殿的瓦砾粉末、汉城陶器的胎土、草原风化的石英，还有无数无名者的骨血化作的尘埃。它们曾被河水搬运、沉积，如今又被风轻轻扬起。或许，真正的“上京”从未消失——它只是从一座砖石城池，解体成了亿万颗沙粒，继续参与着大地的循环。
终章：日形不朽
离开前的黄昏，我再次登上高处，俯瞰整个遗址。南北长二点八公里、东西宽一点八公里的“日”字形城郭，在夕照中呈现出青铜器般的质感-1。皇城、汉城、大内，那些曾经泾渭分明的区域，此刻在暮色中模糊了边界，融为一片起伏的、金红色的地形。
风越来越大，穿过乾德门的瓮城遗址，发出呜呜的鸣响。这风声，是否混杂着当年的市声、驼铃、诵经声、朝拜声？考古学家说，辽上京的规划理念影响了金、元、清的都城布局。那么，这风声里，是否也携带着某种超越朝代的文化基因，正向着北京、向着沈阳、向着更辽阔的时空扩散？
我忽然理解了“日”字的深意。它不仅是平面布局的形状，更是一种文明姿态的隐喻：草原（北）与农耕（南）如上下两横，被都城的创造力（中间一横）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发光的概念体。这个“日”，是契丹人对“多元一体”最天才的空间表达-8。他们用一座都城证明，不同的文明并非只能对抗或同化，还可以像“日”字的两横那样，既保持各自的伸展，又通过中间的连接，共同构成一个更有力的整体。
夜色彻底降临，星斗浮现。草原的星空低垂，仿佛伸手可触。此刻的辽上京遗址，褪去了白昼的历史重负，还原为一片单纯的土地——它会继续生长牧草，滋养牛羊，承受风雨。而那些夯土层里的故事、泥沙下的记忆，将作为“密码”埋藏在大地深处，等待下一个读懂它们的时代。
回望最后一眼，遗址已隐入黑暗。但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东方第一缕光，仍将首先照亮皇城的东向轴线，照亮“日”字那一竖的起笔处。这束光，从公元918年阿保机划定基线的那一刻起，就未曾中断过。它照耀过契丹的穹庐，也照耀过汉人的瓦舍；照耀过帝国的鼎盛，也照耀过废墟的荒凉。而今，它照耀着我这个过客，以及未来所有前来寻找答案的人。
这束光，才是辽上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一个关于包容、关于创造、关于文明如何在差异中共生的，永恒的实验。而实验的结果，就写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伟大史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