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创作参考了以下史料或公开资料:
《李可染传》《荣宝斋三百年杂忆》《李可染谈艺录》《故宫文房史料汇编》《近现代书画收藏纪事》
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的艺术类加工创作。文中部分对话、场景为个人推测演绎,部分观点仅代表个人解读,仅用于叙事呈现,请读者理性阅读。
乾隆三十八年,一批采自贵州铜仁的上等箭镞砂,经由地方贡使送入紫禁城。谁也不曾料到,这批专供皇家钤印、朱批的珍贵矿料,在深宫封存百年之后,会作为普通物资流转出宫,最终落到一代国画大家手中。

更让人惊叹的是,画家依托这份难得的朱砂,前后创作七幅红色山水。数十年光阴流转,这一组作品在收藏市场声名鹊起,整体估值突破18亿元。
一包不起眼的红色矿砂,从清宫库房走出,机缘巧合载入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写下一段让收藏圈久久热议的传奇往事。
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1773年冬日的紫禁城。
彼时内务府造办处灯火彻夜不熄,各项贡物验收、登记工作有条不紊。笔帖式福宁蹲在库房青石板前,仔细查验这批刚运抵京城的朱砂。
他捻起矿砂,迎着天光细细端详,再蘸少许唾液感受粉质的细腻度。这可不是市面上随处能买到的普通朱砂,是铜仁出产的箭镞砂,颗粒饱满,色泽红中泛紫,属于朱砂里的顶尖品级。
核验无误,福宁在《活计档》做好登记,矿砂分装锦匣,贴上明黄标签,收纳进乾清宫西暖阁的颜料柜。
乾隆酷爱题诗、钤盖御印,朱砂是制作御用印泥的核心原料。每年各省进贡的朱砂,都要经过层层筛选,品级最优的留在宫内专供帝王使用,次一等的才下发各部衙门、寺院道观。
同为红色颜料,品级差距悬殊。能收入皇帝私用库房的朱砂,自然是万里挑一的珍品。
只是这批朱砂入库之后,长久搁置,一直没能派上用场。
清王朝岁月更迭,世事翻覆,嘉庆查抄和珅、道光鸦片战争、咸丰避难热河、庚子国变,紫禁城珍宝几经动荡流失,唯独这几匣朱砂静静藏在樟木柜深处,被世人遗忘。
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清室善后委员会逐殿清点宫内遗存文物。工作人员打开乾清宫西暖阁积满灰尘的木柜,这批尘封许久的朱砂才重新现世。
彼时故宫博物院筹备成立,内务府档案标注这批朱砂为清宫御用颜料,品质上乘,应当妥善保管。
可在那个动荡年代,大量珍贵文物尚且难以保全,一包红色矿粉,很难得到重点看护。
此后三十余年,故宫文物开启漫长南迁、西迁之路,躲避战火,辗转南京、长沙、安顺、乐山多地,之后又分批运回北京。这批朱砂也被划入杂项物资,跟着大部队一路颠簸。
几经转运,原本的包装破损、数量零散,还有人私自拆分小包。经费紧张、战事紧迫之时,不少被认定非核心文物的物资,被安排调拨处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故宫重新盘点库存,当年入库的朱砂,仅剩一斤有余。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56年前后。
故宫馆员白桂珍晚年回忆,当年一批清宫遗留颜料,被归类为非文物物资,列入对外调拨清单,其中就包含一部分朱砂。

这里的调拨,并非公开售卖,而是定向分配给国营文房单位,荣宝斋便是接收单位之一。
琉璃厂的荣宝斋,前身是康熙年间创立的松竹斋,数百年间一直是京城文房重镇。清代时,内务府造办处不少纸笔颜料,都从这里采办;民国时期,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常到这里挑选画材,交流笔墨心得。
公私合营之后,荣宝斋归属北京市文化局,承担为国内书画家供给优质文房材料的任务。故宫调出的这批旧颜料,顺着调拨渠道进入荣宝斋库房,一切顺理成章。
库房的老店员很快察觉,这批朱砂和市面流通货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荣宝斋原经理侯恺在回忆录里专门记下这件往事。
朱砂用桑皮纸包裹,外层套着黄绫小布袋,木牌上写着两个字:上用。
简简单单两个字,代表着它曾经属于皇家。倒出矿砂,颗粒沉甸甸,如同细碎红宝石。寻常朱砂按斤售卖,唯独这一份,店员只用称药材的小戥子少量称量,每取一次,库存便少一分,再也无法补入。
它的色彩表现力更是一绝。侯恺拿它和闽粤出产的普通朱砂对比,调和入胶之后,红色沉厚内敛,经久不褪色。借助放大镜观察研磨后的粉末,颗粒细腻均匀,落笔在宣纸上,颜色慢慢渗入纸的纤维,仿佛和纸张融为一体。普通朱砂的红色浮在纸面,而这份宫廷朱砂的红,是从纸内透出来的温润厚重。
真正读懂这份颜料艺术价值的,是李可染。
1962年夏秋之交,李可染来到荣宝斋,本意只是挑选宣纸,并没有特意寻访矿物颜料。店员从库房取出黄绫布袋,倒出一小撮朱砂放在红木托盘里给他看。
李可染指尖蘸取少许,又轻尝粉质,当场感慨,这份朱砂细腻程度远超日常所用。他捻砂在纸上一划,灯光之下,红色不艳不燥,带着淡淡的紫调,沉静悠远,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
他盯着这道红痕看了许久,开口询问价格。店员告诉他,这批朱砂不对外零售,只供给承担重点创作任务的画家。
李可染没有继续强求,离开的时候,频频回头望向那只黄绫布袋。
这个细节,藏着一位画家的执念。寻常人买不到便作罢,可李可染在这一抹暗红里,看见了自己寻觅已久的色彩。
他很早就接触过顶级矿物颜料,早年在国立艺专求学,林风眠曾带回敦煌级别的进口颜料;抗战在重庆,他亲眼见过傅抱石用名贵朱砂创作《丽人行》,浓烈的红色震撼人心。
只是李可染主攻山水,很少大面积铺朱砂。朱砂厚重,把控不好画面就燥热闷堵,水墨的气韵会被艳色掩盖,山水容易沦为俗气的装饰画。
1956年,他尝试创作《万山红遍》初稿,用普通朱砂、洋红上色,可效果始终达不到预期。他曾在书信中和黄永玉倾诉,市面上的红色艳俗,像戏台胭脂,没有山川本身沉静的气韵。
李可染想要的,不是给山体披上一层红衣,而是让这片红色,如同本就生长在群山之中。可当时市面上的颜料,始终满足不了他的构想。
关于这批朱砂的流转档案,留存并不完整。1956年故宫第七批非文物物资清单,记载半斤朱砂,标注包装破损;同年荣宝斋入库记录,登记从故宫调拨朱砂八两,两份记录重量基本吻合。
由此推算,故宫留存的一斤多御用朱砂,大约一半调拨进荣宝斋,剩下另一半去向,没有档案记载。而故宫库房之中,自此再也找不到同款的上用朱砂。
荣宝斋收到这八两朱砂之后,没有上架柜台,锁在库房深处,交由专人保管,每次取用都要经理签字审批。这份待遇,与其说是看管颜料,不如说是守护一件稀世珍宝。
侯恺回忆,所有人都清楚,这批朱砂是孤品,用一点少一点。当年黄金每两一百出头,这份朱砂内部定价高达每两一百二十元,一两颜料,价值堪比一两黄金。就算有钱,也未必能够获准取用。
那次离开荣宝斋之后,李可染数日难以静心作画。
彼时的他,正处在艺术探索的关键阶段。1954年起,他奔赴黄山、桂林、江南多地写生,积攒大量山水素材。长久以来,他一直在思索,山水画不止要描摹山川外形,更要传递山川内在的精神气象。
1956年的初稿尝试,让他坚定了《万山红遍》的创作构想,可颜料短板,一直困住他。
1962年冬天,李可染再赴荣宝斋,直接找到经理,提出想要购入这批“上用”朱砂。经理十分为难,存量稀少,属于特殊留存物资,一旦售出便再也没有货源。

几番商议,定下特殊方案:李可染以一幅四尺山水,交换二两朱砂,立下字据,承诺颜料只自用创作,绝不转卖他人。后续他又通过美协申请到少量配额,前后到手的朱砂,不足三两。荣宝斋给到七五折,折算下来,相当于两幅画作换得这份珍贵矿料。
在那个年代,拿画作换取少量颜料,在外人看来并不划算。但对于苦于找不到合适红色的李可染来说,这笔交换,是难得的机遇。
朱砂到手,当夜他没有立刻动笔。取出白瓷盘、牛角研钵,细细研磨。调制时不直接用清水,搭配稀薄的四川黄明胶,配比严格控制为一两朱砂配三钱胶,选用玉泉山泉水调和。
他的学生李行简回忆,老师研磨朱砂讲究到极致,需要匀速研磨三百六十转。那天夜里,李可染静静研砂近四个小时,直到矿砂研磨完成,散发出柔和细腻的绒光,红而温润,像落了薄雪的红灯笼。
拥有上等颜料只是第一步,最难的,是驾驭这份厚重红色,把它化为群山。
李可染在中央美院北楼的画室狭小朴素,画毡上常年铺着未完成的稿纸。1963年开春,他正式启用这批清宫朱砂,闭门创作。
他减少外出,很少接待访客,学生送饭,三下叩门才开门取餐。那段日子,他的双手常年浸满红色,指甲缝里的朱砂痕迹,反复清洗也难以褪去。妻子邹佩珠常常笑着和来客说,他已经沉迷红山,难以自拔。
支撑他日夜深耕的,正是《沁园春·长沙》那句“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从五十年代起,他就不断琢磨如何用国画山水诠释这句词意。传统青绿山水雅致,却很难表现漫山红林的磅礴气势;只在墨色山头上零星点朱砂,又只是简单配图,缺少力量。
他不想只画几片红叶,他要整片群山浸染秋色,天地间充盈着秋山的雄浑。
难题在于,国画山水向来以墨立骨,墨色层次撑起画面骨架。如今要让大面积朱砂成为画面主体,相当于把配角推到舞台中央,对笔墨控制力要求极高。
他先后试了六七稿。前三稿依旧使用市面普通朱砂,大面积铺色之后,画面燥热,墨线浮在颜料表层,山体没有厚重感,如同披上一件艳红外衣,气韵全无。
直到第四稿,他才启用这批清宫朱砂,同时重构整套作画流程。先用淡赭石搭配少量朱砂打底,再逐层叠加浓朱砂,每一层干透之后,才继续积染,部分山体反复叠染七遍,让颜料慢慢渗透纸背。
他写给黄苗子的信里提到,这份朱砂质地温润,反复积染之后,红色仿佛从宣纸内部向外生长,是别的颜料无法复刻的质感。
实操过程远比想象艰难。朱砂属于矿物色,自重偏大,附着力和植物颜料不同,铺得太厚,干透之后容易开裂脱落;生宣吸水性强,水分把控失衡,颜料就会结块僵硬,失去灵动变化。
李可染的办法,只有一个“慢”字。先用淡墨、赭石勾勒山体结构,再拿小号羊毫,蘸取调好的朱砂,一笔一笔层层积染。每染完一层,就用电吹风吹干,移到窗前审视,调整色块厚薄、虚实透气。哪里沉闷,哪里单薄,反复修补。
他曾和学生说,朱砂本身是死寂的矿粉,画家要用笔墨和气韵,赋予它生命力。李行简记下这段感悟,也成为后世研究李可染红山技法的重要资料。
珍贵之处,从来不是高价颜料的堆砌,而是画家高超的笔墨功底,驾驭这份难驯的红色,融入山水气韵之中。
1963年夏季,七幅《万山红遍》系列全部定稿完工。
七幅作品尺寸各不相同,小尺幅不足一尺,最大一幅宽67厘米、长135厘米。构图脱胎于1956年写生素材,却不拘泥实景,提炼峡江、峻岭、村居、溪流,重构诗意山水。
山体大面积覆染朱砂,浓处深沉厚重,淡处如霞光漫山;留白作江水,浓墨点松,黑、红、白三色相互映衬,冲击力十足。
传统山水看多了水墨清淡,初见这组满山通红的作品,很容易被震撼。吴冠中后来回忆,走进画室看见这批红山,一时不知如何评说;叶浅予则打趣,李可染是彻底迷上朱砂了。
国画里红山古已有之,但大面积以朱砂为主色,还能守住山体的水墨骨力,李可染是独一份。
画作完成之后,李可染自留一部分,另外两幅赠予荣宝斋,答谢朱砂的馈赠。其中一幅,就是后来拍出1.84亿、由北京画院收藏的经典版本;另一幅小幅作品,几经流转,去往香港。
剩下五幅,分别入藏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李可染基金会,还有一部分流入私人藏家手中。谁也不曾料到,几十年之后,这七幅红山会掀起收藏界的层层波澜。
荣宝斋收藏的那幅,1964年以800元售出,买家后来迁居香港,画作随之南下。七十年代几经易手,甚至一度被挂在香港茶餐厅充当装饰画,往来食客日日观赏,却无人识得它的价值。
直到1980年,一位内地画家赴港,偶然在茶餐厅认出落款,这幅名作才重回藏家视野。登上苏富比拍卖,以880万港元成交,刷新当时近现代国画成交纪录。2015年再度上拍,经过数十轮竞价,定格1.84亿元。
从800元到上亿,不过半个世纪,画作依旧,只是世人对它价值的认知,早已天差地别。
另一幅流入香港的小画,命运更加曲折。先由荣宝斋给到一位京剧演员,后来抵债转手,七十年代中期仅以不足500港元成交。新主人没有重视,报纸简单包裹,寄回内地老家,在床底尘封十几年。
九十年代,书画商人下乡收旧物,花300元买下这幅画。2001年首次拍卖,成交价380万;2013年再拍,价格攀升至4025万。当年用报纸随便包裹的旧画,一跃成为天价藏品。
2015年之后,七幅《万山红遍》整体估值突破18亿。
只是这些天价,李可染生前从未见过。他在世时,卖出最高价的一幅山水,是八十年代的作品,卖了一万余元,当时他还笑着说,这笔钱足够添置一辆自行车。
画家创作时,追寻的是诗词意境与笔墨理想,数十年后的市场天价,只是后人赋予它的价值标签。
除了画家功力、稀缺朱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画纸。
李可染作画所用,并非普通生宣。1957年他在琉璃厂淘到一批嘉庆年间老宣纸“万年红”,纸底本身泛着淡淡的朱砂底色。当清宫御用朱砂遇上百年老纸,颜料可以顺着积染渗入纸纤维,纸张自带的淡红底色,让整幅山川更加浑厚自然。
李可染、宫廷朱砂、嘉庆古纸,三者缺一不可,共同造就独一无二的《万山红遍》。这样的机缘巧合,再也无法复刻。
他感慨地告诉李行简,有些特殊的颜色,画家一生,或许只能遇见一次。好材料、好状态、好笔墨,很难再度齐聚。
1973年,李可染重新提笔作画,此时距离当年创作红山已经过去十年。在那个特殊年代,七幅《万山红遍》下落成谜,传言四起:有人说画作被抄家遗失,有人说流往海外,甚至传闻画家亲手焚毁。
1974年,转机出现。北京画院一位青年画家,在废品收购站库房里发现最小的一幅红山。画面污损,纸张边缘被老鼠啃噬,可朱砂颜色依旧鲜亮沉稳,没有褪色。
经核实,这正是七幅中的一幅。没人说得清它为何流落废品站,推测是查抄之后,保管者不识价值,混在废纸之中变卖。所幸被识货之人救下,低价收购,送入北京画院修复装裱。
2008年李可染逝世二十周年特展,这幅劫后余生的小画,被放在展厅入口,标注为先生晚年格外珍视的作品。从废品堆角落到美术馆C位,这幅画的际遇,满是传奇。
李可染对朱砂红的偏爱,不只是迷恋颜料的色泽。晚年他和登门求教的学生聊起色彩心得,这段话被收录进《李可染谈艺录》。
山水画家常年和黑白水墨打交道,黑与白本身就充满张力。厚重的红色落笔,就不再只是简单的上色,而是画面里独有的“立场”。
放在1963年的时代背景下,这份解读更有分量。彼时国内刚刚走出困难时期,经济逐步复苏,文艺氛围慢慢松动。以《沁园春·长沙》诗意创作红山,属于红色主题创作,但李可染没有止步于迎合主题,而是倾尽心力打磨颜料、技法,追寻心中理想的秋色。
在近现代山水画史上,这幅系列作品有着开创性意义。傅抱石也善用朱砂画红山,但他的红色轻盈缥缈,如同山间红雾;李可染反其道而行,一遍遍积色,让朱砂和山体融为一体,群山厚重坚实,仿佛被秋色浸透。
追溯更早的画史,唐代李思训也曾朱砂绘山,但朱砂只作为点缀,从来没有成为整幅画面的主角。李可染突破传统,把红色推到核心位置,还找到了配套的笔墨技法,这正是七幅红山在美术史上不可替代的原因。
很多研究者会追问,为什么偏偏是1963年?为什么刚好有这批故宫朱砂流转出来?
有人归因时代风潮,有人看重画家个人的艺术探索,也有人认为,根源就是那次偶然的物资调拨。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如果回望李可染的童年,还能看见一层温柔的伏笔。
李可染生于徐州普通人家,父亲挑担卖菜,母亲帮人洗衣补贴家用,家境清贫。年少想学画,买不起颜料,就收集锅底黑灰当墨,碾碎红土混胶代替朱砂,旧报纸、糊墙纸都是他的画纸。
他早年在自传手稿写下一句话:红色是最贵的颜色,穷人家孩子画不起。
年少时求而不得的红,数十年之后,借着乾隆年间的宫廷朱砂,铺满他笔下群山。这份执着,不只是技法追求,也藏着跨越半生的呼应。当然,不能简单把画作理解为弥补童年遗憾,但这份前后对照,为这段故事添上了动人的底色。
画作天价的背后,也折射出国内艺术品收藏市场数十年的变迁。六十年代数百元、七十年代流落茶餐厅、八十年代数百万港元刷新纪录,到2015年上亿成交,收藏市场不断成熟,大众对近现代国画价值的认知持续提升。
天价的根基,还是稀缺。全套《万山红遍》一共七幅,能流通拍卖的仅有两幅,其余五幅长期藏于美术馆、基金会和私人藏家手中,极少露面。流通量越少,收藏竞争越激烈,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而这份稀缺,和当年的朱砂一脉相承。深宫封存的矿砂,化作宣纸上的红山,藏品锁进博物馆展柜,稀缺的特质,从矿砂到画作,始终延续。
当年荣宝斋收下的半斤朱砂,最后去了哪里?
侯恺的回忆里记载,1963年底,这批朱砂基本消耗殆尽。而最后取用朱砂的人,并不是李可染。1964年春节之后,一位部队画家来到荣宝斋,想要高品质朱砂,创作一幅“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巨幅作品。店员把库房仅剩不足五钱的朱砂售予他。
自此之后,这批清宫上用朱砂,彻底从荣宝斋库房消失。至于这位画家的巨作是否完成、画面留存何处,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研磨、调和、反复修改之中,不少朱砂悄然消耗,无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多少矿砂落在李可染的红山之上。
仓库账本可以清点重量,可艺术创作,从来没有办法精准称重。账本关心库存,画家关心色彩里的山河诗意。当矿砂化为笔墨,原本的计量,也就失去意义。
2009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清宫文房特展,展出清代贡纸、古墨、砚台与矿物颜料。展柜之中陈列贵州铜仁进贡的朱砂,标注为乾清宫旧藏,用于御印、朱批、宫廷绘画。
细心的观众却发现,展品里没有当年黄绫布袋、写着“上用”的木牌。这批标识包装,大概率在1956年调拨物资时,因破损被一并清理丢弃。
故宫依旧藏有清代朱砂,可当年那一批流入荣宝斋的“上用”矿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分装、研磨、落笔,最终定格在宣纸之上。朱砂离开了故宫,却没有消散,只是从掌心的矿砂,变成传世名画里的层林秋色。
李可染夫人邹佩珠晚年整理遗物时,常有记者来打听朱砂红山的故事。记者问她,这批乾隆朱砂珍贵之处,到底是产地、皇家身份,还是绝佳的粉质?
邹佩珠思索片刻,回答说,珍贵的或许不只是朱砂,而是一路和它相遇的人。
乾隆年间的笔帖式,认真核验、登记入库;数十年之后,故宫工作人员在积灰柜子里发现它;调拨之时,经办人列入清单;荣宝斋店员小心守护,不肯轻易出售;最后李可染耐下心,一遍遍研磨积染,把一抹红色留在画里。
少了任何一环,这批朱砂的结局都会截然不同。它原本只是帝王钤印的红色矿料,历经时代浮沉,最终成为中国画史上震撼人心的万山红遍。
矿砂终有耗尽的一天,可宣纸上的漫山秋色,跨越岁月,永久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