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玉英
罗家坪总共三个生产队，三队彭姓为主，二队多是田姓，一队李姓占七朱姓占三，可占三成的朱家出了几个在外做官的厉害角色，也就抵消了份额不足劣势，没有人敢小觑。只有周姓，数来数去就我和叔父两家，叔父是农民，父亲也仅仅是个小教师。土改以后才流落到罗家坪的爷爷，半生流浪中肯定遭受过好多白眼，为在这最后一个驿站住得长久，娶了二队第一大姓田家女儿为妻，谁知奶奶完成传宗接代任务后早早仙逝。“和亲”带来的短暂平等宣告结束，从此开始“享受”外来户待遇：自留地是大路边最易遭偷的薄地；凡上缴的东西无一例外都验末等；每到分粮时刻，大大小小的眼睛瞪得鼓环一样，满脸鄙夷，分明写着“瞧呀，这家外来户又从咱们碗里抢食哩！”
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和田家一位小朋友在河边玩游戏，他输急了，更仗着在一旁洗东西的母亲，打了我一拳不解气，还骂道：“不要脸！种我田家的地，分我田家的粮，不要脸！”说真的，小孩子家拳头能有多少分量啊？让我伤心痛哭的是那无力反驳的言语。恰巧，放工荷锄归来的爷爷经此路过，一向低调的爷爷暴怒地揪住那孩子的领口：“啥是你田家的？都是共产党的！你这叫反攻倒算！我明日就到公社告你，让警察抓你游街！”爷爷这一吼，别说那孩子吓得目瞪口呆，就连他母亲也顿时变脸失色，合起水淋淋的双手直作揖：“他姑爷，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别跟碎怂娃一般见识……”就在那一瞬间，身材瘦小的爷爷在我心目中高大起来，也就在那一瞬间，往日形象模糊的共产党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希腊神话中有个大力神安泰俄斯，据说只要他保持与大地接触就会不可战胜，是大地给了他力量。而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没有那么玄虚，也就实实在在的三块。诸葛亮在言家事中向后主表白：“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由此可见，第一块土地最重要，是人的衣食源泉。十五岁那年，我考上了中专，三年后弟弟也上了师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余下的母亲和二姐也农转非，为生存提供衣食的第一块地，我们是不再需要了。就在乡邻们准备把目光中的鄙夷转换成艳羡时，要强的父母一咬牙，决定效仿爷爷再次迁徙，离开这个遭受了过多白眼却始终暖不热的窝儿，来到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小镇上，在距街道不足一公里的上湾村买下一块空地重新筑巢，盖起了村上第一座两层小洋楼。这第二块土地，保证了我们安居。
虽然没有美丽的神话，但汉民族对土地的依恋是胎带的，没有土地的故乡算不得真正意义的故乡，只是一个内容空洞的籍贯。土地的缺失，让骨子高傲的父亲终生把媚笑挂在脸上，为人师表几十年，前半辈子可谓半工半农，差不多算个庄稼把式，退休在家闲而难安，看到同龄人尚在田间劳作，又眼热又无力，又另类又孤寂，实在难抑躬耕垅亩做田舍翁的欲望，可乡间的一草一木一砾一石都有名有姓，一出门踏上的便是别人的地界，茫茫苍穹之下，又有哪块土地属于我们？父亲的稼穑情怀其实也是我和弟弟的困扰，爷儿仨一合计，趁一次洪水过后，从河里挑回几十担无主的淤泥摊到楼房顶上，四边用砖砌砌，好歹也算有了块姓周的土地。移一畦春韭，栽两蔸藿香，壅几行小葱，撒一片莴苣……随着节令变换地里内容也跟着更新。这块悬空的土地终归不是正儿八经的耕地，上难盛雨雪，下隔绝地气，特别是三伏天，每日至少需饱浇一次。为了不致土地板结龟裂，我们顶着烈日不厌其烦地从数百米外的深井里汲水，敬业得像圣徒修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间，我们流出的汗足足能把这块二十多平方米的土地和成泥浆，至于付出与收获是否对等，我们从未作过商人式的计算，只知道付出的是艰辛，收获的是快乐，只知道这默默的劳作，是我们父子比家长里短世道人情更为持久的共同语言，只知道农人盼晴我们盼晴，农人祈雨我们祈雨，它让我们与乡邻实现了心理对接，从而感觉不再另类。
就在我们爷儿仨忙乎楼顶那块地的时候，没有文化却有远虑的母亲，偷偷领着阴阳先生漫山勘踏，最终为我们买下了四分三厘荒坡——这是我们的第三块地，她和父亲已于三年前安寝在那儿，从此不再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