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个血腥的夏夜
1996年8月25日，安徽涡阳县大周庄，天热得能把人烤化。
周继鼎一家五口早早就睡下了。周继鼎夫妇和儿子睡在堂屋，两个女儿周翠菊、周翠兰睡在东屋。夜深人静，蝉鸣声都弱了下去，院子里只剩下此起彼伏的鼾声。
然后，一个黑影翻进了院子。
这个黑影手里握着铁制刀具，每一刀都往脑袋上招呼。周继鼎被砍醒的时候，满脸都是血，他挣扎着想要反抗，但对方下手太狠了。妻子刘素英、女儿周翠兰也被砍成重伤，只有儿子周保华伤得轻一些，还能勉强保持清醒。
第二天早上，周继鼎率先醒过来，满屋子都是血，他踉踉跄跄地爬出去报了警。
警察赶到的时候，周翠菊已经死了。她躺在东屋的床上，身上穿着一件长袖衣服和牛仔裤。法医后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上半身的衣服干干净净，一滴血都没有，但腿上却有大面积的血迹。
一个人被砍死在床上，衣服上没血，腿上全是血。这事儿搁在任何一个学过刑侦的人面前，都得皱眉头。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仇杀，凶手不止一个人。周继鼎在计生办工作，平时难免得罪人。村里人回忆，周继坤、周家华两家跟周继鼎有过节。专案组把这两家列为重点嫌疑人，但查来查去，实在找不到直接证据，只好把人放了。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三个月过去，专案组换了人，调查还是原地打转。
就在所有人都快忘了这桩案子的时候，1996年底，涡阳县公安局组建了新的专案组。他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会把这五个年轻人的人生彻底碾碎。
二、两天一夜，“说服教育”
新专案组接手之后，1997年3月，他们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人供述，案发当晚，周在春、周在化、周正国、周继坤、周家华五个人在一起喝酒，还在凶案现场附近出现过。
涡阳县公安局出具的一份《关于新兴镇大周村8.25特大杀人案的说明》里，白纸黑字写着：“经过两天一夜的耐心说服和政策教育，周在春交代了五人喝酒后实施杀人罪行的经过。”
两天一夜。
什么叫“耐心说服和政策教育”？周在春后来在法庭上给出了答案——扒光衣服跪在碎砖片上，用钳子砸脚趾，用打火机烧烤脚心，用一千瓦的日光灯在头顶照射八天八夜，不让他们合眼休息。
两天一夜不让你睡觉，在你脚心上烤火，把你光着身子摁在碎砖头上——然后问你“你认不认”？换了你，你认不认？
周在春认了。随后，周在化、周正国、周继坤、周家华也相继“认罪”。
但有一个问题——警方始终没有找到凶手的血衣和作案工具。他们在五个人家里搜了个底朝天，带走了他们平时穿的衣服和家里的切菜刀。法医把那些衣服和刀翻来覆去地检查，结果：没有一丁点人血。
没有血衣，没有凶器，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目击证人。就靠五张被打出来的嘴，把一个灭门惨案给“破”了。
1998年10月6日，阜阳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三、法庭上的惊天反转
五名被告人被押上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的人看到了一幕让他们终生难忘的画面。
五个人齐刷刷地翻起衣服，露出了身上的伤痕。周在春的背上一道一道的，像被人用鞭子抽过的树皮。周继坤的头肿得老大，脱下衣服一看，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用同监室的人的话说——“像五花肉一样”。
他们当庭控诉：被扒光衣服跪在碎砖片上，被钳子砸脚趾，被打火机烧烤脚心，被日光灯烤了八天八夜。
审判长巫继成同意了被告人当庭展示伤痕的请求。但开庭第二天，公安部门就对巫继成表示了强烈不满，指责他没有“给面子”。
法官允许被告人展示刑讯逼供的伤痕——这本来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结果却被指责“不给面子”。你看看，在某些人眼里，面子比真相重要，关系比法律重要。
更震撼的还在后头。
控方证人——大周庄的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证人席，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翻供。
出庭的19位证人中，有18人当庭推翻了自己在警方那里的证词。他们说，之前在派出所做的笔录，全是打出来的。
其中一个叫周在荣的证人，一进法庭就双膝跪地，老泪纵横。他说自己是个党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屈辱，只因为说了一句真话，差点被侦查人员打死。
周继鼎九岁的女儿周春某是唯一没有翻供的证人。她说案发当晚看见周继坤和周家华拿着刀和斧头进门。但当法官让她在法庭上辨认的时候，她看着被告席上的周继坤，一脸茫然——她不认识。
后来，周春某当庭承认：那些话，是父亲教她说的。
九岁的孩子，被亲爹教着去指认“凶手”。这背后的绝望和扭曲，比凶案本身更让人脊背发凉。
四、审委会的“一致无罪”
庭审结束的第二天，阜阳中院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开了会。
讨论异常激烈，从白天一直开到晚上六点多。最后，审委会全体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五名被告人应该被判无罪。
审判长巫继成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字字千钧：“我可以这样说，它是个冤案，当时审委会委员众口一词定无罪，连列席的副检察长也没话说。”
当晚，周继坤等五个人被紧急叫到法庭，要求签署庭审笔录。法庭的人告诉他们：回去后好好生活，不要去找周继鼎的麻烦。
五个人连连点头，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们以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
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以“无罪之身”走出法院大门。
五、一瓶农药，改写五条人命
第二天一大早，周继鼎冲进了审判长巫继成的办公室。
周继鼎是个可怜人。女儿被砍死，妻子和另一个女儿重伤，自己头上也挨了好几刀。他把所有的恨意都寄托在那五个人身上，一心想要为女儿报仇。
他问巫继成：“你们是不是要判他们无罪？”
巫继成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他：“你这是怎么知道的？”
巫继成感到无比震惊——昨晚审委会的讨论内容，是绝密的，周继鼎怎么会得知？
就在巫继成话音未落之际，周继鼎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农药，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一口吞了下去。
人们手忙脚乱地抢过农药瓶，拨打120。但一切都太迟了。三天后，周继鼎抢救无效死亡。
一瓶农药，了结了一个父亲的生命，也了结了五个年轻人的人生。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阜阳。原本就人心惶惶的灭门大案，加上被害人的父亲在法院喝药自杀，舆论彻底炸了。各种谣言四起，民间传说这是黑社会报复杀人，五人背后有“保护伞”。
从市委到省委，各级领导纷纷批示，要求“明确责任，提高办案质量”。批示者中，就有后来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
一个后来被证明是巨贪的人，当年在一桩冤案上签了字，把五个无辜的人送进了监狱。你说这是讽刺，还是必然？
在巨大的上级压力和舆论影响下，阜阳中院重新讨论了案件。1999年3月29日，一审判决：周继坤、周家华死刑立即执行，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
六、发回重审，从“死刑”到“死缓”
五个人不服，上诉。
1999年7月，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阜阳中院另组合议庭，再次开庭。这一次，合议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坚持认为被告人无罪，另一种认为“基本事实清楚”，但主张“先把命留住”。
最终，2000年2月，阜阳中院作出判决：周继坤、周家华死缓，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
五个人再次上诉。2000年10月，安徽省高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从死刑到死缓，从“立即执行”到“留一条命”——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这是权力的算计。有人心里清楚这案子有问题，但没人敢拍板说“无罪”。因为说“无罪”的代价，他们承受不起。
判决生效后，五个人被分散关押在不同的监狱。他们无法互相沟通，也无法和外界交流。但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是被冤枉的。
周家华说，刚进监狱的时候，他好几次想过自杀。监狱工作人员专门找人看管他，不让他干活。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年。那两年里，他每个月都写申诉信，说自己是冤枉的，但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你写了一百封申诉信，每一封都石沉大海。那种感觉，比坐牢本身更让人绝望。
七、一个女人的十六年
2001年，陶晓侠当选为安徽阜阳市人大代表。她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开始关注冤假错案。
2002年4月，她第一次见到周家华。
陶晓侠故意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周家华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他声嘶力竭地喊着自己是冤枉的，当场脱下外套和衬衫，露出了身上遍布的伤痕。陶晓侠立刻拍照留作证据。
她找到审判长巫继成了解情况。巫继成私下告诉她：“审判委员会讨论时都是认为应该判无罪的，但由于领导的批示，判决结果才发生了改变。”
陶晓侠下定决心：要为他们平反。
这一介入，就是十六年。
十六年里，她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找人大代表帮忙推动。她找过姚秀荣、徐淙祥、王梦恕等22位全国人大代表递材料。2014年两会期间，她通过一位人大代表把材料递给了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薛江武和她通了电话，安排人接见了她。
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我就是看不得别人被冤枉。”就这么简单，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可这世上，最难得的就是这种“看不得”。
周继坤的父亲周兴标，时任牌坊镇政法委书记，儿子被判死刑后，精神就出了问题。每个周末，年过五旬的他抱着几个馒头和一壶水，去安徽省高院和阜阳中院提交申诉状。为了省钱，他睡桥洞、睡公园长椅、睡火车站座椅，靠路边卖盒饭的老人留下的残羹剩饭为生。
邻居们说，只要看到法院的人，周兴标就会跪下来求饶。
一个政法委书记，为了给儿子申冤，跪在法院门口。你说，他跪的是法律，还是那个让他儿子蒙冤的“法律”？
五个家庭，每一家攒的火车票垒起来都有一米多高。
八、迟到了二十一年的无罪
2014年，安徽高院决定对“五周杀人案”启动再审。
2017年1月19日，案件正式进入再审程序。合议庭认真审查了原审全部数十本卷宗，实地查看案发现场，数十次接待被告人和被害人，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
2018年4月11日下午4点，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
审判长周晓冬宣读判决书：原裁判认定周继坤等五人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故意杀人犯罪不能成立，改判五人无罪。
判决书列出了四大理由：没有指向五人作案、将五人与案发现场建立直接联系的任何客观性证据；五人的有罪供述不稳定，在作案的重要情节上存在很多矛盾，且供述内容与鉴定意见反映的情况不符；证人证言多次反复，不能与五人供述相印证；被害人周春华的陈述前后不一，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诸多矛盾。
一句话总结：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而口供，是打出来的。
宣判的那一刻，五个人当场跪倒在地，磕头痛哭。
周继坤哭得最凶。他被关押的时间最长——二十一年。被捕的时候，儿子周飞龙还很小。周飞龙从小就因为“杀人犯的儿子”而自卑、孤僻，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
周继坤的父亲周兴标，那个睡桥洞、跪法院的政法委书记，没能等到这一天。
二十一年。一个婴儿长成了大人，一个壮年熬成了老人。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一瓶农药，和一个被“走漏”的消息。
九、我们不要钱，我们要人
出狱之后，五个人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按照惯例，每一个冤案的主角在被平反释放之后，都能获得国家赔偿。此前类似的冤案，赔偿金额都在百万以上。
但这五个人商量之后，一致决定：我们不要国家赔偿，一分钱也不要。
他们要什么？
“我们只要求依法惩戒当年的办案人员，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也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
五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恨他们。”
周继坤说：“赔偿可以不要，但责任人必须追究。”
你花二十一年青春换来的赔偿金，买不回你儿子的童年，买不回你父亲跪在法院门口的膝盖，买不回你在碎砖片上跪出来的膝伤。所以你说：钱，我不要。我要的是，让那些毁了我一辈子的人，也尝尝被审判的滋味。
出狱后，五个人都不敢回自己的村庄。
村里人举办婚礼，会派请帖给周家华和周继坤，他们会送上礼金，但始终不敢露面，害怕面对村民们异样的眼光。
他们为自己未曾做过的事情，蒙受了耻辱。而这份耻辱，不会因为一纸无罪判决就消失。它刻在骨头上，长在肉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尾声
当年参与批示的有当时的省委政法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市政法委书记等一干人马。后来市长王怀忠被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没过多久，他因贪污腐败被组织调查，最终被判处死刑。
老百姓之间流传着一句老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王怀忠在这起案件中的所作所为，不足以证明他贪赃枉法，但足以看出他是一个为了息事宁人、保住官位而不择手段的人。
一瓶农药，五个家庭，二十一年。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写这个故事的人，只希望它永远只是一个故事，再也不要成为任何人的真实人生。
审判长巫继成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让人五味杂陈的话。他说：“冤案的始作俑者是公安。面对刑讯逼供，谁能不承认犯罪？我作为法官二十多年，对这种手段深恶痛绝。”
一个法官，明知道五个人是无辜的，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判刑。他说他深恶痛绝，可他什么都做不了。
这大概就是最让人绝望的地方——不是坏人做了坏事，是好人看着坏事发生，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