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五哥的陪伴下，沿着乡间小路，在鸟语花香中，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踏进了村办小学的大门，开启了崭新的生活历程。
那时候，我们的主课是语文、算术和自然。班主任曹老师信奉严师出高徒，总板着脸，戴着一副眼镜，两道寒光从镜片的上沿经常扫射，她教了我们什么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有点印象的是，她总是认真负责地管着我们的午睡，谁要是不听话，就会被罚出去在火辣辣的阳光底下站着。
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运动一茬接一茬，“帽子”满天飞。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稀里糊涂地成了“另类”。有一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同桌的高就找曹老师诬陷我，给我扣“帽子”，而且，由于曹老师的粗暴处理和几个发小的诽谤，让我父亲也受了批评。从此，村里某些人带着轻视的目光打量我，挖苦、讽刺是常有的事，在他们眼里，我这辈子不会出头了。
由于刚入学时的痛苦经历，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我在班里很受歧视，在同学面前见人矮三分，当我欲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交往时，迎接我的是鄙夷的目光，那种步步紧逼的孤独、恐惧，比刀子更深入骨髓，比绝望更逼人沉沦，让不到七岁的我，感受着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并逐渐将我培育成一个沉默、孤僻、自卑的少年，既默默无闻又毫不起眼的学生，如果引起注意则一般不会是什么好事。而且当时的我，固执地以为自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在这种氛围里。与此同时，我的理想、勇气，在成长的路途上，也像气门嘴出了毛病的轮胎，一点点地泄光了。
许多时候，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的小学生活，我很无奈地遇到了这样的老师和同学，我非常憎恨他们，憎恨他们的无良，憎恨他们的狠毒；我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能够改变，可是，我受不了这种充满了压抑的日子，受不了这种痛苦的煎熬。对此，我无法按有些人那样，对小学生活说出“天真烂漫”“欢声笑语”“无忧无虑”等等冠冕堂皇的词汇。在我的心里，小学的一切都充满了烦恼！幸好那时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被送进去了。
有一次，算术老师指着一道题目问道：“谁会做这道题?”我想到了答案，但是，就在我准备举手的那一瞬间，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九满，你就算了吧，听老师说答案好了。如果你答错了，同学们都会嘲笑你的！”于是，我快速地将手缩回课桌下。老师看到我在犹豫，便微笑着问我：“九满，你知道吗?”老师那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我，充满了慈爱与温情，渴望从我口中得到答案，而我却让他失望地走开了。
进入小学三年级时，迫害我的曹老师调走了，班主任老师换成了与我同村的周老师。周老师面容和蔼，辅以优雅的谈吐，给人以满满地睿智和文艺才情之感。他讲课既有温度又有深度，不仅教给我们学习生活、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还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那些年，周老师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和成长，对我的作文给予了布局谋篇方面的辅导，好几次，周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一边读一边评，对我的文字赞赏爱护有加，他还把我的文章《可爱的春天》推送到公社中学去做范文。周老师对我的照顾、支持和帮助，让我那孤僻、沉默、自卑的心理获得了不少稀释和慰藉。渐渐地，我如醍醐灌顶，开始发奋读书。现在，我勉强能写点东西，与周老师当年的鼓励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那时候，学校有一爿教学基地，老师时常带领我们下地劳动。放学后，我还要做家务或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生产，天没亮就起身，不是积肥、看牛、打猪草，就是用镰刀、锹和锄头，干着大人们日日重复的农活。夏季的阳光十分毒烈，我不得不俯身在水田里，用长着水泡的手，一兜一兜地收割早稻，又一兜一兜地把晚稻插下去。我曾在酷热的正午顶着似火骄阳割完最后一兜水稻，我曾在蚊虫乱舞的夏夜弯腰弓背非要插完那丘水田……夏天的夜晚，我也常去农田里抓黄鳝，披星戴月归来，在母亲欣慰的目光注视下，将黄鳝泡进木盆里放上水，让它们吐净泥土。有时，我一手提着鱼篓，一手拿着鱼网踏着没腰的河水中去捞鱼捕虾，这些收获自然成了我们家的上等食品，也成了我少年生活中少有的骄傲。
我的小学，在名目繁多的运动与劳动中把学业荒废了。本应在时间的河床上凝聚起沉潜的力量，让我与时代一起向阳生长，而我，却在本该增长知识筑牢人生基础的年龄，只是丰满了身体简单了头脑。这既是我个人之痛，也是大时代之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