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亚娟
和草呀树呀说说话。我第一次发现严肃刻板的父亲竟然如此诗意。父亲是真的老了，除了一日两餐，除了收看中央新闻、动物世界、科技之光和凤凰卫视之外，其余时间都交给了土地。雨天不能去地里就关上大门在家里翻看书报、旧画册，或是用毛笔蘸了清水在水泥地板上练字。节假日我和哥哥带着孩子们回家，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操心这个的工作，唠叨那个的学习。对于儿女晚辈，他该说的该做的已经太多太多。他是真的想在他一直都割舍不下的土地上放松放松了，每次打电话问起父亲，母亲都说：“你爸到地里散心去了，他不让我陪他，说一个人清闲。”
记忆中，父亲之于我家，除了他每月从国家领回几十元到退休时几百元工资外，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从土地中为我们扒拉口粮。下班归来，节假日，父亲总是胶鞋布衣，荷担携锄，起早贪黑地耕作于田间。那时总有干不完的活，每个周六周日，父亲都把农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地里教导我们兄妹三人干活。春天里种洋芋锄小麦点瓜栽菜下稻籽，夏日里收麦子点包谷耙地插秧栽红薯，秋天里割水稻搬包谷挖红薯收花生，冬日里收萝卜浇麦田挑沙垫草沤猪粪。如果光是这些收收种种的活也不算太累，要命的是父亲偏爱“整地”。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几乎年年都给一些地块动手术。父亲常常利用收种的间歇，带领吆喝着正上高中、初中的哥哥姐姐和我，在我们上学之前黎明的晨曦中，在晚饭后空旷寂寥的月光下，加班加点地大搞去沙填土，土壤改良。或在地里挖出方方正正的坑槽，掏出生土沙石后再将槽壁的熟土挖平拌匀，东南西北地拿着水平尺蹲着、瞄着找平。地是整的平平展展松松泛泛，找不出核桃大个土蛋蛋，肥也是农家肥施得足足的，可年年的收成却不尽人意。村上人开玩笑说父亲精耕细作却不如他们稀里糊涂，可父亲就是相信人勤地生宝，还是不遗余力地带领全家年年修整。以至于最终父亲彻底断送了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梦，我们兄妹三人先后都以几分之差被大学拒之门外，父亲在斥责我们没有十分刻苦、加倍用功的同时也深深地反思自己：“是我把你们的课余时间占用的太多，原想让你们参加劳动体验干农活的辛苦，以此来珍惜学习，结果把你们一个个都改造成了农民。”农民就农民嘛，在那个年代，一个学校一年最多考两三名大学生，何况当农民对于我们来说，轻车熟路。最基本的是，时常担尿、挑粪、割草、拉车的超负重，早就锻炼出我们一个敦敦实实的好身板呢。
一九八七年，父亲退休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土地革命”中。哥哥姐姐先后参加了工作，我高中毕业后也外出打工了。农忙时节人手不够，父亲就掏钱请人帮忙，地是真的熟透了，父亲的庄稼地年年都是大丰收。家里简直成了大粮仓，母亲便一车车地把粮食拉到镇上，粜了换钱补贴家用。后来父亲被聘请去当公路工程监理，母亲和嫂子忙不过来就把一些稻田送了人。再后来大约十年间，又陆续将这片、那片地送人，只留了三分菜地种着。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到先前的地里转转看看，问问人家的收成，跨步量量地畔子。那一年家里盖房子，村邻和亲朋都建议父亲把大路边自家的三分地申请为庄基地，可父亲却执意不肯，硬是拆了旧房在原址上重建，而且把院墙基础还往小的缩了一圈。我和哥哥问他原因，他说自己一辈子搞修路、养路工作，哥哥又是国土管理部门干部，难道不知道地和路的重要，为什么要乱建多占？
二零零三年以后，父亲因耳病拒绝了监理公司的聘请，彻底解甲归田。他又索回了两片坡地，一片种花生，一片种核桃树。除了院里花园种上各种青菜外，还把门前十多年的垃圾场清理出来种上番茄豆荚，萝卜辣椒。他和母亲吃不完就送邻里乡亲，隔三岔五地把各种菜蔬摘净整好用自行车带到镇上的公交车站，说是绿色环保无污染，让公交车师傅给我和哥哥两家捎来，可我们总是在单位吃食堂，捎来的菜不是送人就是搁坏扔了，枉费父亲一片苦心。
最近霜降，天气寒冷，一早打电话，母亲又说父亲到地里去了。
忽然间觉得，年轻时的父亲，把土地当神灵当父母一样伺候，是向土地要吃要喝，是要供养他的父母妻儿。年迈时的父亲，把土地当伙伴当儿孙一样守着，是向土地要快乐要安宁。父亲的一生，用辛勤的汗水给了土地虔诚和敬畏，土地也用丰硕的果实给了他欢乐和安稳。细想想，一个人从土里来到土里去，土地就是我们的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