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包饺子，蒸年糕，打灯笼，放鞭炮。”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一首儿歌，也反映了我们小孩子对过年的盼望。小时候“过年”很吸引人，不管吃穿，也不管文化娱乐，都比现在的“味道”浓得多，热闹得多，丰富得多，参与的群众也多得多，特别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就是一种奢望，一种享受。
年味是从春联和年画开始的。一入腊月，家乡就热闹起来。走乡串户做生意的，买卖年画和春联的，特别是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后，二十四掸尘扫房子，二十五推磨做豆腐，二十六杀猪割年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蒸馍炸麻花，二十九洗澡办酒席……一下子打破了乡村平静，带来了浓浓年味，特别是除夕那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房门上、就连喂牲畜的猪圈、牛圈、羊圈、鸡圈都贴上了红彤彤的大红春联，它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红了乡亲们的心！
鞭炮声声辞旧岁，声声鞭炮迎新年。一旦时针走到了0时前几分钟，家家户户就噼里啪啦的响起鞭炮，蹬——巴——蹬——巴的响声双响炮，直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一家接一家，一鞭连一鞭，此起披伏，震天震地，整个村子的天空上都成了花的，彩的，亮的，红的……。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在睡梦中被妈妈叫醒，一醒来，就穿新衣，戴新帽，一切装扮停当后，我从枕头下拿出压岁钱，再给妈妈要来馄饨锁，拿到大院中去烤柏枝火，然后戴在脖上，吊在胸前，去吃大年饺子。饺子中有妈妈包进去的几个铜钱，谁吃到就会“财运亨通”“年年发财”。饭毕，我随着父亲到巷里向"自家屋”的老人们拜年，也就是磕头，作揖，祝福，这不仅是一种礼节，而且是一种敬老孝老的宣言！
拜年归来，我选择了打蓝球。桃存，宗娃，经定，二小……已经到了，一进场，我就大喊：“传过来”，他们传了，我也接了，而且进了，是个“开门红”的，我哈哈大笑……一场下来，我汗流浃背，满面通红，却神采奕奕，神清气爽。
年关的文化气息也非常浓厚，社社（就像现在的生产队、居民组）都有锣鼓和秋千，特别是西巷还有特制的“过梁”。“过梁”近似秋千，但又不同于秋千，它的支法和秋千相同，但梁上不系麻绳，而是装着一个“日”字型支架，支架两端再挂着两个小秋千，上下轮回，使爱玩者兴致更浓！锣鼓，也是社社有，谁来谁敲，直敲得震耳欲聋。你看那个鼓手大伯，手执两条鼓槌，不停气地在鼓面上上下翻飞，速度之快，犹如闪电，精彩绝伦；再看那个拍钹高手，一会儿把钹举过头顶，一会儿把钹放在脚下，随着铜钹的不断变化，系在钹上的红绿彩绸也上下翻舞，直看的人眼花缭乱。名目繁多的诸多曲调，直把孩子们敲得笑了，把姑娘们敲得乐了，把年青人敲得兴趣上来了。
庄巷还有一支高跷队。他们集中在大场上，站在高跷上练习走路，练习跌八杈，练习在桌子上打滚……练习中有的跌倒了，爬起来再练；有的受了伤，轻伤不下火线。练成后，他们再穿上戏装，如三打白骨精，三娘教子，白蛇传，天仙配，水浒传……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身份不同，造型也各异，看得人乐不可支。
家戏，也是家乡不可缺的年关文化活动之一。童年时代的春节，我们村年年闹家戏，一入腊月，那几个爱热闹的人就聚集在关爷庙里排戏，演唱声，乐器声整天整夜不绝于耳。一到大年初一，就拉开了家戏架势，一直唱到正月初五，再从十四唱到十六。不知道是因为那时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还是我们村里的人特别爱看家戏，小伙们总是从腊月二十七八，就背上凳子、椅子，有的还扛着粗椽细檩，到台子底下为老人们和屋里人抢占位子。杨老六爱唱《火焰驹》，人没出场，就喷出一股火焰来……；马乱心，身材魁梧，唱腔洪亮，直唱得台下鸦雀无声；王典桃爱唱《骂殿》，骂得声色俱厉，淋漓尽致……；孙二女，是个爷们，却扮演魁角，那碎步儿就象水上飘，那扭捏劲直逗得人哄然大笑……那时的演出，演员们没有报酬，图得就是一种畅快和与民同乐，根本不同于现在，没有钱就不干！
张嵩村的狮子上天桥，是周围村庄的绝佳节目，我们必看无疑。
所谓“天桥”，就是一根高约12米的木杆，上系4条麻绳拧成的钢丝股绳索，各挂五色彩旗，顶部放着一张四腿朝天的方桌。“天桥”两边，各有两条绳索斜着接地，既是固定“天桥”的，又是“狮子”攀缘之路。由于高耸入云，大有不寒而栗的刺激之感。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两只“雄狮”在两位武士的引逗下，时而耀武扬威，时而伏地静卧，时而抖毛抓痒，时而追逐嬉闹，或做戏球、扑球、捉球之动作。而两位武士则引领狮子爬上绳索，直攀“天桥”。扮演者动作敏捷、轻如飞燕，蹬绳索如同平地，而且不时表演后空翻、单小翻、爬虎等高危动作，有时竟头下足上，飞速下滑。当两只“雄狮”爬到“天桥”顶上时，又要在方桌的四条腿上翻跳腾挪，做各种惊险的表演。
回忆儿时的年关，“年味儿”很浓很浓，文化活动也很多很美，而现在，年味却淡薄了，文化活动也少了，群众性也不强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正视现实，改变现状，于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